現階段關於階級鬥爭現象和革命幻想的關係——把常識再擠一擠

特色

人脈。對的,這個很重要。當年毛澤東就是因為老師楊昌濟的推薦,獲得了章士釗支持的2萬銀元,由此正式從一名只能當圖書館管理員的毛澤東,晉升革命者毛澤東。用今天的概念來講,章士釗支持的2萬銀元,至少相當於二百萬甚至二千萬的級別,這就是毛澤東人生的第一桶金。

這裡就出現一個常識和事實,糧草是基礎,錢是行為現象的基礎。

現在說一個現象。某網,不報導國內工運,不討論國內政治,但是會對一些社會現象發表觀點,會記錄一些個人的思想火花。這樣的網站能生存麼?事實上多次證明,是不能。那麼為什麼不能?或則以為是監管部門的不容忍,又或者以為是特務機關的人為因素,但事實上我們能看到,類如“激流網”,“尖椒部落”,“土逗網”等等,不是照舊生存著麼?所以,其實不能之關鍵,是錢。

如果普通工人跟小富人(小資產階級)最大的區別是什麼?其實就是財富帶來的自由。雖然我們在網絡媒體上經常能看到W級(月收入萬元級別)的網民抱怨社會不良,特別是抱怨自己的“貧困”和不自由。但事實上無論小富人如何鼓譟,最終仍是不了了之的發洩事件,而無其他。比如說,2019年一個現象級的趣事,小富人發起的996運動,媒體的報導蜂擁而至,富人的關注此起彼伏。

似乎同樣的現像也發生在K級(月收入千元級別)群眾中。偶爾能看到K級群眾的不滿之聲,然後比小富人的不滿更迅速被淹沒,更迅速的不了了之。

還與之相映成趣的,文藝市場氾濫的偽娘現象。

這就是自由度的一個體現——糧草力量。比W級群眾多十倍百倍的K級群眾,聲音獲得釋放的概率,反比之,低於W級群眾十倍乃至百倍。原因何在?同樣關鍵在,錢。所以,決定偽娘審美情趣的不是受眾喜好,而是資本喜好。就如同舊時代,不少權貴熱戀斷袖之癖一個道理。是不是在小富人和窮人的話題之間,一插入富人的現象,就變得焦點分散?那麼轉換思路的說,W級群眾其實像塊悲催的餅乾,富人G糧,窮人K糧。

以糧食的角色看,譬如說W級群眾聲音的代表媒體,我們可以列舉很多,例如觀察者網、澎湃網、凱迪網、界面網、甚至知乎等等。哪個池子不是扔下塊糧食,就能看到嗷嗷的壯觀?是的,壯觀程度看,稍微有點點K級聲音流竄的,估計是百度貼吧了?在所謂的“輿論影響力”方面,能跟那些W級群眾聲音的代表媒體相提並論得了麼?

另外說個現象,2018年發生在南方的現象,在某些985大學生被採取強制措施後,有一種安慰閃著金光,那就是等這些被採取強制措施的985大學生出來之後,必將有雪片般的海外知名教授的推薦信紛至沓來,這是對這些“勇敢”的大學生們的肯定。有趣不?教授們從不真正為工人階級滴血割肉,但卻很願意為這些985的學生送溫暖。因為今天撐了一個985學生,明天就可能為其回報一個知名教授的同僚。教授的關係網不也是要經營和建設的麼?誰是他們網內的伙伴?大家都不蠢。

所以,你以為他們不是為了謀一個好前程而拼命麼?你以為他們真的背離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殷切期望麼?你以為他們真的有顆勇敢的心?真的有顆向革命的紅心?別想多了,正如西方“白左”們一樣,他們追求的只是一種類似“終南捷徑”的成就道路。所以這才能解釋,他們為什麼可以毫不顧工人群眾的實際需求而發動打著爭取工人權益旗號的運動,的原因。注意“白左”案例,歐洲左翼政黨那些革履人士曾經的歷史。

再舉一個網絡輿論的典型例子——知乎。是的,996熱烈的知乎。大家注意觀察就會發現,知乎上的輿論導向,濃濃的財富成功線索。每一個關乎財富的故事後面,都是成千上網的熱烈討論。比如曾經刷知乎首頁,隔幾個主題就出現一個“中了5000萬你會立馬辭職嗎?”,你覺得知乎想幹嘛麼?因為做科研賺不到5000萬,所以放棄做科研的這類觀點,就是一種典型代表(和996運動有沒有相似的痕跡?)。知乎上洋溢著這種價值觀,我是精英我理所當然要收入豐厚,我是精英我理所當然應該為了更豐厚的回報而投靠能給我更多利益的主子。所以,在看到他們展示自己知識才華的繁榮現象,任何人都可以毫不懷疑的撕開那層光鮮的偽裝,算一算他們叫賣的價格是幾何,然後理解一下,都是血肉之軀,才華人士也並不神奇,吃喝拉撒照樣苟且在蠅頭小利之中算計。

這就是私有製下,錢的繁榮和錢的力量。因此,無論你身處哪個階級,錢都是你彰顯力量的基礎。而刻意忽視甚至繞過錢的問題,都無法真實的說明事件的本質和最可能的真相。

人脈之所以被人們人為很重要,其關鍵就在與,通暢的人脈也是通暢的資金流通渠道。錢對所有人當然很重要,但錢只是個兌換價值的介質,而並非價值本身。對於富人而言,章士釗募捐2萬銀元,兌換的價值,其實並不復雜,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政治投資。而且這種級別的政治投資,並不是獨立行為,也不存在獨立兌現的預期,這其實就是章士釗個人政治理想實現的一個小動作。他對於這筆錢能夠帶來的預期效果,是有準備和有預謀的,而不是無欲無求的隨手為之。不過章士釗很可能沒有預料到,他的這一個預謀,成就了毛澤東,甚至間接促成了9月10日的教師節。

所以,不少人其實又產生了另一種觀點:歷史是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們創造的。這個在邏輯上並不能說完全沒道理。沒有富人們的進步動力,就沒有小富人們的進步行動,沒有小富人們的進步行動,就沒有窮人們爭取更大進步的機會。或者舉例來講,小富人們的愚蠢恰恰是窮人們戰勝富人們的“武器”和機會。當然,辯證的看,“武器”也可能是幌子,機會也可能是陷阱。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

是的,讀到這裡你能認知到一個基本觀點了麼?富人的多樣性是客觀現象,小富人的左右搖擺也是客觀現象,當兩者客觀現像在時代背景因素的推動下,發生深度互動的時候,或許窮人的革命機會就來了。也可以用列寧的觀點解釋,當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富人和小富人都在新時代力蠢蠢欲動欲罷不能要“犯傻”的時候到了,當被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生活下去,小富人和窮人都感覺到既定的社會秩序不能維持其照舊生活的時候到了,最後,窮人的先鋒隊組織順應形勢就起來了——革命不就是這樣發生的麼?列寧的觀點,革命發生的三個條件,如何解讀?如何與時俱進的解讀?如何與時俱進的運用於實踐中?這些我們有哪些思考呢?

國共合作並非歷史孤例,孫中山的同盟會階段,甚至俄國當年的社會民主工黨階段,均可與之對照。任何革命都是從合作開始。但關鍵分歧也在這裡,與誰合作?

國共合作是建立在共產黨有資金和人力資源基礎上,共同對抗或者進攻舊軍閥,創建新政權的目標前。同盟會階段亦如此,各個反清組織合作,建立在各個組織的資金和人力資源基礎上,共同對抗或者進攻滿清政權,創建新政權的目標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階段亦是如此……合作,必然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基礎上。

那麼顯然,兩個條件是這個階段的特徵。 1、合作力量形成;2、合作共同目標形成。而一些人往往聚焦到了“共同目標”,而忽略了合作力量形成的條件,以及“共同目標”的明確性和一致性。事實上,富人們的進步要求,和小富人們的進步行動,以及窮人們的革命行動,在一般階段並無動搖統治基礎的衝突和矛盾。也就是說,一般階段三者有共序發展的平衡態勢。那麼非一般階段呢?這個問題首先就要弄清楚什麼是非一般階段。

列寧觀點的“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這個可以作為非一般階段的一個指標性條件。在這個條件不具備不成熟的時候,我們仍然得接受,仍處於一般階段的結論。當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的時候(也就是統治階級內部分歧嚴重,難以形成強大的統一力量的時候),最簡單的會出現類如章士釗募捐2萬銀元資助民間革命力量的現象。很重要的對照就是,統治階級的行政、經濟、傳媒,及常規武裝部門(人群),是否仍保持高度的統一和一致?而且,只有這四個部門徹底游離在統一和一致的核心權力邊緣的時候,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的統治階級,才真正出現了。在這樣的統治階級尚未出現的階段,顯然不能丟掉這仍是一般階段的認知和結論。

資本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私有的壟斷資本階段,這個階段給資產階級帶來極大的恐懼。什麼恐懼?就是愈來愈狹隘的階級利益分配帶來的恐懼。這裡提一個問題,美洲奴隸制時期,是誰壟斷了奴隸貿易?歐美的奴隸貿易是因為美洲奴隸需求的減弱,而開始走向“文明”。當奴隸貿易日漸衰減的時候,最先要反對奴隸貿易的,竟然是奴隸貿易的肇始——英國資本。換句話說,在私有製經濟的市場上,壟斷帶來的競爭衰減,造成了資本集團中出現越來越強大的不積極夥伴,阻礙了其他夥伴尋找和開發新利潤的步伐。初級的私有資本為了利潤而戰。所以最先起來反對自由資本的,如果不是自由資本的領導者,就必然是自由資本的引導者。

庸俗的學者們總是在強調經濟危機,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原理。但是,這種強調也總是高高蜷在像牙塔某個陰暗角落的態度。所以最終導致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們所有的強調,都落不到現實裡,都得不到現實中各階級群眾的響應。無產者根本就听不到,即使聽到也必然不屑這些庸俗學者的強調,而資產者,一貫保持一種寬容的態度,以此作為建設社會多樣性的補充。也就是說,這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甘當資本統治的多樣性玩物,而不敢挽起褲腳下到水深火熱的階級衝突的現實中來。所以,我們能看到一種奇觀,在面對資本製度的時候,那種誇張的言論衝突,和諂媚的行為跪舔,共存一體的奇觀。君不見,言論上抨擊資本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是如何在行動上賣力遵循資本規則撈名撈利,嗯,教授職稱的含金量眾所周知,教授的收入真香。

所以,這裡一個關鍵就是,決定社會發展方向的資本,對關鍵因素的掌控意識必然明顯和強烈。釋放危機和繁榮的輿論,對於資本來說,作用都在於鞏固和維護現有社會秩序。而真正的危機或者繁榮,通常不屬於必須向小富人和窮人告知的選項。那麼,這就讓我們必須清清楚一個事實,傳媒在關鍵信息上的偽裝,是常態。或者反過來思維,任何關鍵信息都有跡可循,都不是憑空發生,所以,關鍵信息被偽裝的同時,我們可以更多的從非關鍵信息去考察,或者進一步說,這也是促使我們走到現實中的必須。再進一步說,也是促使我們廣泛運用階級分析法,分析人和事的必要。

緊密聯繫現實,從現實中的點滴現象,抽絲剝繭,歸納總結,這樣就必然迴避不了現實裡的基礎工作,當然也就把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們的高貴排除了在外。毛澤東曾經走到中國社會的底層,進行的階級狀況調研,就跟其他人的所謂調研性質完全不同,毛澤東的調研,作用於實際工作,而不作用於學術成就和學術獎金,作用於實際行動,而不作用於強調理論觀點豎立理論權威。所以,通過真正走在階級衝突前沿的調查,毛澤東形成了正確的對革命任務的認識和理論認知。也正是有了這樣的調研,才有了突破統治階級傳媒部門影響,了解關鍵信息的成效,也正是有了這樣前沿的調研,才有了後來正確的實踐。

資本的統治能不能照舊下去?答案絕不是從傳媒喧囂的信息中能簡單得出,更不是從各種資本圈養的專家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中產生。所以,雖然問題看起來很簡單,但實際上卻不是那麼容易獲得關鍵判斷。

首先,資本社會的三個群體之間關係是,富人統治小富人,小富人管理和吸食窮人。所以,對於富人而言,其直接的統治對像是小富人。那麼富人的統治是否能照舊下去,換句話說就是,富人對小富人的統治是否能照舊下去?因此我們要考察的重點,是小富人的階級狀況生存狀況。

其次,照舊統治就意味著既定統治下的社會秩序及社會價值規則的相對穩定。也就是說,資本在過去,現在,以及可見的未來,對社會秩序的掌控是否牢固,社會價值規則是否穩定和持續?譬如說,清末時期,清政府對社會秩序的掌控受到西方入侵和農民起義的巨大影響,在一定階段和程度,失去了掌控。同時,清末時期封建帝制的社會價值規則也受到了極大的挑戰,統治階級內部的各種勢力開始背棄舊有的社會價值規則,並極力的要創造新的社會價值規則。也就是說,清末社會,清王朝的統治不能照舊下去,直接體現就在這兩方面。

再則,不管主觀上願意不願意接受這個規律,統治階級能否照舊統治下去,取決的因素包括了統治階級自身面臨的發展問題,和被統治階級所面臨的生存問題。往往我們比較容易關注到的是,統治階級自身的問題。譬如說滿清後期,清王朝統治者和西方統治集團之間的衝突,似乎被認為是滿清覆滅的關鍵原因,而把同期,清王朝統治下的被統治者生存狀況放到了其次位置。以滿清為例,女真貴族和滿清大地主集團是統治者,直接統治著小地主集團,而小地主集團則直接管理和吸食著貧下中農。當小地主集團遇到生存問題的時候,我們看到來自小地主集團的各種革命者在歷史上湧現。甚至包括了毛澤東及其夥伴們,大多出身於小地主圈子。也就是說,統治階級能否照舊統治下去,不僅是要關注統治階級自身的危機狀況,也要關注統治階級直接統治的小富人群體的生存狀況。

在經過初級階段之後,私有資本漸漸脫離了個體私有的桎梏,向團伙私有和集體私有的方向發展。因此,資本和政治的聯繫愈發緊密,然後融為一體。美國就是眾所周知的典型例子。在這個階段,私有資本不再只為利潤而戰,更主要的為利潤的持續性而戰。當利潤的持續性得到滿足,那麼資本將為私有財富轉為私有公權而努力。這個時候,資本內部矛盾將更多集中在公權分配的矛盾上。公權也就意味著規則。打破舊的規則建立新的規則,規則的更迭,牽動資本集團的根本利益。那麼你信不信,集體所有的私有資本形態下,被認為是當下最牢固的資本製度,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符合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製度。

以國為單位的資本集團,為了共同利益組成聯盟,然後發生了一戰、二戰。再然後,團伙私有資本形態愈發明顯,這或許才是歐美資本製度發展的方向。因此,在製度上,其他國家走在了更前面。制度性的危機,也與時俱進,集中在過去經驗不到位的方面。比如說,資本以團伙形式發展的同時,利益分配的矛盾也空前巨大。讓歐洲各國組成歐盟的原因,最主要來自與美國競爭第三世界資源的分配權。然後,蘇聯的解體養肥了歐美,改革開放養肥了中國,結果是,出賣蘇聯的俄羅斯,加入了全球資本市場,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對手。當然,真正在挑戰美國和歐洲的……俄羅斯還不是最關鍵的因素。

在資本集團之間衝突激化的時候,我們不意外會看到被沖突激起的“團結”。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民族主義這劑“團結”之藥,具有催化劑的功效。幾乎所有人都歡迎它。資本會膨脹,持續膨脹就會爆炸。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一呼一吸之間,又是一個古老的話題,集體利益和個體利益之間的衝突關係將如何取捨和應對?

注意,宏觀上早已經不是私有資本為利潤而戰的時代,團伙私有資本的時代,不計利潤的私有經濟現象就在我們身邊。那麼,統治階級是否能照舊統治下去?這個問題現階段仍不便以結論代替觀點吧。

誰是被統治階級?很淡定一指,你們小富人也是被統治階級。是的,所以我們能經常的看到各種充滿憤怒的小富人,在聲討統治者。這也是一種稍有迂迴的統治關係。小富人們大多時候作為管理和吸食窮人骨髓的既得利益者,享受著窮人們勞動創造的繁榮。而與此同時,小富人們又好像豪門的奴狗一樣,狗頭隨時隨地被主人們踐踏,所以種種憋屈,種種苦悶,在小富人群體裡成為一種生活的藝術,或咆嘯,或呢喃,或無言淚奔等等。

照舊生活下去,聽起來是多麼容易和低標準的訴求啊!但事實上這對於小富人群體,卻實實在在是個挑戰。對被統治者身份的不認同,和對被統治現實的屈從,因此,我們常常能看到激烈聲討統治者的小富人。譬如孫志剛事件中,孫志剛是位大學畢業生,而當時在珠三角的大學畢業生無疑是城市20%人群,換句話說實在屬於小富人的一員。正是這位小富人的悲慘遭遇,直接引發了大規模的輿論聲討,而不是窮人的悲慘遭遇引發的輿論。當時普遍一種情緒是,一名大學生居然像牲口一樣被活活整死。是的,因為他是大學生,因為在2003年的時候,他的收入已經達到2000元的水平,所以,他不應該是理所當然被統治者欺壓的窮人,被小富人們輕視的那種社會最底層的譬如流水線上普工那樣的窮人。所以,輿論因此“爆炸”了。

所以,照舊生活下去,對於小富人們來說,其實是個挑戰。不僅僅是在極端情形下的失去權利保障,事實上更具體是,照舊的社會優勢地位如何保持的挑戰。譬如說,曾有階段實施陽光工資,不少公務員就抱怨,收入減少權力萎縮。這是否可以對比工人狀況呢?持續上調的最低工資標準,持續改善的勞動條件,持續提高的勞動保障等等,總的來說,照舊生活下去在一定程度一定階段,對窮人來說不是問題,對小富人來說卻是挑戰。

但是,被廣泛認知的被統治者,其實是窮人,是被小富人們廣泛輕視的窮人。因此,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不僅僅只關鍵在小富人能否照舊生活下去,更關鍵在窮人能否照舊生活下去。

歸納起來,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的問題,需要同時考量小富人和窮人照舊生活下去的狀況。其中,這個問題的關鍵影響又在於,窮人照舊生活下去的狀況。也就是說,小富人不能照舊生活下去,是相對容易和常見發生。而窮人,因為本身生活標準極低,因此在一般階段則不容易普遍或廣泛出現不能照舊生活下去的現象。所以決定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必須是指小富人和窮人兩者同時不能照舊生活下去。當僅僅窮人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小富人卻依舊奴顏歡雀的時候,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的條件仍未實現。

事實上,一般階段小富人整體良性發展的現像是常態,更多時候,窮人的不可持續的生存也是常態。這在中國封建時期尤為明顯。大量的窮人無法維持三代人口繁衍,同時大量的地主家族,枝葉繁茂,不斷產生家族內的貧化分支。所以輕易能獲得考證的滿清時代,鄉村常見整族村落,同姓貧富分化現象。

但這種常態隨著資本主義的到來,隨著資本統治集團的確立,似乎發生了改變。我們看到一個關鍵性指標,識字率。這就導致了窮人認知能力前所未有的提升,及小富人社群穩定性前所未有的下降。從地主集團分化而來的小富人社群,急劇轉變為從資本集團和窮人社群流動而來。因此,使窮人照舊生活下去顯得越來越重要。

窮人照舊生活下去,這就決定了統治者要在圈養小富人的成本投入上做出一定的妥協。因此,在部分小富人憤怒聲討統治者的時候,往往很難同時看到窮人發出類似的聲討。

在一般階段,先鋒隊是不存在的。

……

列寧的觀點,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關鍵的意義。需要再次強調一段列寧的觀點:“平凡的,不顯著的,是隱藏在工廠區或偏僻鄉村的日常生活中間的,由不習慣(也沒有可能)大聲喊叫……的人們做出來的”

我們知道隨著知識教化的普及和提高,人口類型的多樣化成為常態現象。在多樣化空前複雜的時代,化繁為簡,往往更容易剝開偽裝看見本質。譬如說,西方時不時有所謂“左”的政黨上台,然後再被趕下台。這其實可以說,恰如其份的對“左”政治的污名化操作吧?

在操控輿論的時候,把政治進行污名化操作,許多人並未意識到,這是一種針對開化後的低程度的知識分子們的統治手段。也因此說明,啟發民智的重要意義。進而說明,面向無產者的啟智工作尤為重要。類似列寧斯大林的策略,但是得與時俱進。這可能就卡殼了,因為如何與時俱進,難以形成共識。

事實上,從基建、交通、能源、農業、工業、教育、傳媒、通訊,社會服務等領域,能看到整個資本的結構和形態。從中觀察,不難發現統治者集團在整個經濟部門的佈局,圍繞著資源共享資本集中,從制度上保障資本投資效益的最大化。固然,在製度建設和運作過程中,避免不了漏洞和低效現象的出現,但整體而言,這種經濟部門的管理和運營製度,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確實體現了高於西方資本製度的效率和效益。譬如說,窮人們身邊觸手可及的高鐵網絡,經過多年國有資本的獨立投資之後,開始3P運作,引入民間資本投資,然原則重點,民間資本運營30年後,項目將無償移交國家。

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詞並不新鮮,從公務員,到政府僱員,從事業編到合同製,身在其中才知其味,我們外人就不便多言。從強調經濟效益,到強化政治立場,近些年來的從傳媒部門及社會活動領域出現的現像等方面,普通人均可獲得體會。顯然,試圖通過強化政治立場,實現共同利益的進階,消化短期利益增長停滯甚至倒退的影響,之外,也客觀的在提升整個統治者隊伍的價值向心力。一個相對更團結的統治者集團,是不是統治者集團領袖們一致認可的關鍵任務?譬如說,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還有一支近年很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國》。

由於歷史原因,傳媒部門碎片化觸目驚心。從海南宣傳部主導的《凱迪網》,到國有的《南方報業集團》,以及享譽國內知識分子群體的《鳳凰衛視》,和不少部委官員參與的天則研究所等等。我們一開始不知道如此復雜的傳媒領域,在新的形勢下將如何衍化新的局面。但是,沒有多久我們就看到了成效。凱迪網的穢氣漸消磨,南方報業也改頭換面,至於鳳凰衛視,顯然已成衛道士,而天則研究所顯然已成昨日黃花。

大軍區改製成戰區,軍區和戰區一字之差。這個無需多說。另外一個方面,一些現象值得關注,1、執法攝像製度化;2、庭審錄像且直播制度化;3、軍隊去經營化。

……

最後,在統治者看來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我們還能看到什麼?

首先是人的因素。原則性在於,人欲之貪,絕無底線。經濟部門,為利益而苟且在不同集團之間,大有人在。行政部門,為利益陽奉陰違玩弄伎倆,大有人在。傳媒部門,佔位觀望伺機而動,大有人在。武裝部門,……,也不乏其人。人性讓一切制度都佈滿了漏洞。同樣,人性也能讓一切漏洞都被填補圓滿。恰恰在於,我們是否相信某個制度,能夠實現,人性填補漏洞的效果?

在人的因素上,一般階段統治者佔據絕對的優勢。在這個階段和統治者發生任何的對抗,都顯得不那明智。但是,同時又有無數案例顯示,與部分統治者發生對抗,能夠取得階段性勝利。所以,在人的因素上,學問在於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事,在於務實和靈活的階級分析。

看一個案例,近年來各地均出台大額度福利性質的公租房政策。在這個政策加持下,不少人產生一種印象,就是住房問題國家包了。而事實上我們都不能忽視一個重點,無論是公租房還是安居房,政策福利重點傾斜的是人才。那麼不是人才的人們有哪些?譬如富士康普工。就好像知乎的小富人們鼻涕眼淚一起刷屏的說,科研工作者多麼苦逼,然而誰都清楚,科研工作者都是W級的人才,都是享受各種政策福利的人群,而不是富士康普工,更不是三和大神。所以,學問在於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事,分析之後才知道,得出的是什麼樣的結論和觀點,才能理解結論和觀點的階級性和現實性在哪裡。

也就是說,統治者從未忘記收買和安撫小富人們。用階級的思維,小富人是富人統治的群眾基礎。當小富人在工作和生活各方面都得到富人們的優待,那麼小富人們的鼻涕眼淚就顯得尤為多餘。或則說,小富人煽動窮人反抗現實的立場就必然不那麼可靠了。這點我們可以參考《觀察者網》、《澎湃網》等類如媒體的讀者輿論現象。

對小富人群體,顯然正在營造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的強大的時代。所以,哪怕市場經濟硝煙瀰漫,這些人們仍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自信和勇氣。這樣的自信和勇氣在綜藝文化,房地產,虛擬金融,以及消費品市場,表現均時時令人瞪目結舌。所以,人的因素就好像所有的機遇和風險集中在了一起。不做足這方面的分析,如何理解“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策良將怯如雞”?

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向來難以調和。美國和英國的戰爭,正是來自美洲資本利益的分配矛盾。美國南方和北方的戰爭,表面看起來是奴隸制存廢的矛盾,實質歸根到底也就是執掌國器帶來的利益分配的矛盾。一戰、二戰,所以兵戈不止,也來自持國器各方產生的利益分配的衝突。那麼,無論願意不願意,都可以相信,統治者各方對此問題的認知存在必然性,同時在此問題上的衝突也存在必然性。這也就是說,統治者集團之間的兵戈,對未來發展至為關鍵。

統治者能否照舊統治下去,其中一個關鍵在於,統治集團的矛盾衝突將在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發生,以及向怎樣的方向發展。正是基於這個認知,統治者集團出現了另一種努力,類似重建資本秩序的努力。然而,我們能看到他們勝利麼?我們期待他們勝利麼?

歐洲是最鬆散和搖擺的資本集團。它們跟美國聯繫緊密,同時也不斷與美國發生利益衝突。據說近期被曝光的典型例子是《阿爾斯通》案。所以,如何在眾多資本集團中長袖善舞?你能看到。然而,哪怕我一再聲明,不反黨不反國家,GB有人仍然一有機會就暗示搓火我應當反黨反國家。這就意味著,哪怕一個資本集團的領袖集體對外一再聲明自己不稱霸不佔人便宜,事實上仍然會有來自內外的利益相關方不信任這種態度,或者努力的試圖動搖這種態度。當“一帶一路”深入各國之後,你能想像資本的和平相處麼?似乎很難取信於其他資本集團吧?但是,小資本集團也渴望抱團,也渴望抱大腿,是不是?

抱大腿的現像很通俗,當然也很常見。這很重點。

所以,你不要認為只有自己讀過馬列,別人沒有學過馬列。換句話說,正如可能的你,讀過馬列,假裝認同了馬列,現實裡卻遠離馬列(階級群眾)。那麼也當然存在另一種現象,學過馬列,真實認同了馬列,現實裡牢固的站在了資產階級立場,認真的運用馬列。

毛主席說,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那麼這個方法統治者用起來,用在統治集團的競爭(鬥爭)中,是不是也得心應手?

左邊是工人,右邊是奧迪,中間是資本的口號。我們站在哪裡?事實上,每個人站在什麼位置,都掩飾不了。譬如說,大學裡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他們自詡說站在工人的位置,但這能掩飾得了他們在大學享受資本供養的事實麼?但是,這樣揭他們的掩飾,會不會與毛主席的方法相背離了?把他們推到了敵人的位置上去了?

事實上,無論我們推或不推,他們本身都在那裡。事實上,在我們還不存在的時候,無論我們主觀怎麼想,他們本身就在那裡。我們沒有力量推動他們,當然也沒有力量爭取他們,因為我們還沒有能力承載他們。他們是這樣一種物種,有一定的破壞力,像一種武器,有一定的建設能力,像一堆糧草和馬匹,有一定的美觀作用,像錦繡的袍子和革履的著裝。而關鍵是,承載不了他們的破壞力,就無法發揮他們的建設能力和美觀作用。

對這樣的物種,與其心存幻想,不如放棄幻想,如果能打碎它,或許看看能否在殘骸中發現真實可靠的成分。然而,打碎它的肯定不是我們。

一定程度上講,目前階段我們主要面對的是資本力量。一切的策略行為,都主要受到資本力量的影響。最早期,共產黨主要尋求和國民黨的合作,所以,國共合作是主旋律。在這個時期,共產黨尚未形成獨立完整的組織力量,與國民黨的合作直接解決的是,1、生存基礎的問題;2、組織發展的條件問題。

其中的關鍵在於,階段性任務,不是辛亥革命時期,不是推翻滿清政權,不是建立民國政權,所以不是同盟會階段,不是聯合和整編中小組織的階段。注意,孫中山是在強大的資本力量支持下,開展的聯合和整編中小組織的行動,絕不是窮困潦倒的孫中山在聯合和整編中小組織,同樣也絕不是窮困潦倒的毛澤東“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階段條件直接決定了階段任務。

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一直在那,這是有利因素也是客觀因素。

階級群眾的發展訴求一直在那,這是積極因素也是客觀因素。

客觀因素不因你我的主觀願望而發生改變。但是必然會受到你我們的主觀願望的影響。如何正確看待這兩個問題,這是形成第三個條件的關鍵。我們一直在努力,希望有一天第三個條件成熟,但是絕不可以罔顧前兩個條件的階段狀況,最核心的關鍵是,絕不可以脫離群眾(這句話說起來很容易,現實中實踐案例卻罕見)。

有些尷尬的是,在這方面某些統治者做得很務實。如果注意觀察和懂得觀察的話,就會發現小富人正在被發動,正在成長為更成熟更強大的資本統治的群眾基礎和群眾力量。眾所周知的案例是,“朝陽群眾”,不太為人所知的典型案例是,武漢百步亭社區。當然,如果要選擇網絡版案例,我們怎能遺漏掉《觀察者》,《澎湃》,乃至於《快手》和《抖音》這些充滿歡樂和熱情的據點呢?

資本愈強大,反腐越嚴肅。當富士康反腐登上新聞的時候,其實來自各個大型企業的反腐案例,早已經不罕見。資本,對其僱用和收買的經理人和技術勞動力們,從寬鬆共贏,到嚴謹飼養,這似乎標誌著資本時代的進步和資本集團的進化。但事實上,追求更加高級的“莊園式”社群形態,必然會讓人看到奴隸制跡象,不是麼?大量服務在富士康一線的工人,像不像一群奴隸?大量服務在阿里生態圈最邊緣最一線的快遞和送餐員,像不像一群奴隸?奴隸的特徵是不是,1、超長的工作週期和較高的勞動強度? 2、高度限制性的層級隔離嚴重的生產活動? 3、低自由度限制性的生活環境和條件?

但是,資本時代的進步會得到廣大小富人群體歡呼和自豪。在這種亢奮時代,靜待資本集團的矛盾衝突,需要更加深刻和冷靜的認知能力。小富人的精神面貌從來都善變,重點還是在資本斷斷續續露出的蛛絲馬跡。資本固然強大,過於強大自然就大增了走向衰亡的機遇。那麼資本衰亡從哪裡開始?如無意外,禍兮福所致,福兮禍所伏。沒有不犯錯的統治者,只有幫助統治者修復錯誤和促使統治者錯誤深化的資本隊友們。而幫助什麼樣的資本隊友?不,我們還沒有能力幫助任何的資本隊友。所以,只有靜靜的眼睜睜的看著舞台上羅密歐和朱麗葉表演的貴族戲。

有沒有人能夠看明白,舞台上演的是什麼?保守的資本和開放的資本將共同推動歷史。

被統治者群體中,最沉默的是工人階級。許多小富人以為,窮人文化程度低,愚昧甚至愚蠢,所以不善言辭,無表達能力。但是,有個社會現像對此種認知來說很諷刺。近些年電信(網絡)詐騙案遍地開花,據深圳警方稱,2018年至少數十名博士以上學歷高知,遭遇電信詐騙,並成功被騙。同時,詐騙者普遍文化程度偏低,區區小學文化程度就能夠把博士騙到白痴它媽給白痴開門——白痴到家了。

在另一方面,曾有些許西部遊歷經驗的作者,親身經歷過不少流浪的智者,和才藝沖天的貧民。這也能和舊社會的音樂家阿炳的故事,相印證。當然,說這些典故,讀者大約能理解的,不多。

簡而言之,結論是,窮人的無聲,並不來自窮人低學歷的愚蠢,當然也無法等同窮人無表達能力的想像。之所以窮人無聲,原因來自資本。

是的,不用懷疑,作者早在2008年就做出外來工人群分類,但至今為止,以階級分析法做出的外來工人群分類,仍上不了檯面,仍不敵幼稚和膚淺的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農民工此種分類法。

被統治群體的聲音,最常被認知到的是,孫志剛之類的聲音。當孫志剛的聲音帶起了工人群眾的共鳴,許多工人群眾會產生誤會,以為孫志剛跟自己真的是一樣的人。這種誤會其實很快會在了解到孫志剛當時的工資水平後,煙消雲散了。類似以前一位985的小伙伴在寶龍工業區遊蕩找工作的時候,被遊蕩工人誤以為同類,然後發現真相,再然後被拋棄的軌跡,一樣樣。工人有種天然的認知,不僅從一個人的現狀,也必須從一個人的未來,評判一個人是不是和自己同一個物種。這種評判,即使作者也曾頻頻遭遇,並深以為然。

工人不僅無聲,而且還無覺悟無組織無勇氣。所以此前在互聯網上極為亢奮的“馬克思主義者”,歇斯底里也招募不到10%的工人支持他們。但是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都淡定的迴避一個事實,已經發生並被他們輕易獲知的工人運動,100%都是有至少30%工人直接參與並相互發動,形成至少50%利益相關工人共同行動的運動。然而這種淡定的迴避事實直接帶出的目的就很明顯了——偽造一個(群)工人的先鋒隊或者工人利益的代言人。結果很遺憾,資本集團沒有接受他們的一片苦心。顯然,他們沒有判斷準確,這個統治集團並不是歐洲的統治集團,並沒有歐洲那樣強烈的需求,需要另一個偽裝的工人階級利益代言人,和他們一起糊弄工人,玩耍工人,分割工人組織,販賣和分享工人利益。

這是他們想要的結局麼?就像2008年對劉漢黃百般刁難和凌辱的林家人們,2009年的結局顯然不是他們想要的。然後,國台辦的警告,這又不是林家人想要的。才學乖,一改悲憤表達,理性聲明不跟台獨玩耍。

注意,教育意義總是來自切身的利益,切膚之痛的效果。所以,你以為端坐大學殿堂的教授們,能滋生多大的教育意義呢?同理去理解工人階級。不是有切身利益的壓迫,不是有切膚之痛的驅動,工人階級如何有覺悟去抵制口蜜腹劍的“馬克思主義者”呢?

說到這裡,能體會到為什麼西方的工人運動遲遲無法更進一步嗎?當工人​​階級意識到暫時還無法抵禦“馬克思主義者”的破壞力,那麼出於自我保護,先進分子自然就放棄了更進一步的努力,而選擇做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統治者角斗中的籌碼,或者說“牆頭草”?然後,我們就能看到,資本在“馬克思主義者”的幫助下,走上了資本輸出的道路。再然後,“馬克思主義者”們開始去“幫助”接收資本輸出的第三世界國家去了。好吧,是不是工人階級可以出來更進一步努力了?嗯?我買了個表! “馬克思主義者”居然還有留守部隊!更離譜的是,留守部隊後來還熬成了執政黨!我天貓又買了個表!歐洲工人階級哭暈在沒有空調的廁所拉……

真的很悲催。被資本壓制的無產者,要跟資本以及批著馬克思主義皮袍的知識精英們鬥爭,一年年鬥爭下來,才發現,我對資本沒有幻想,卻常常一不小心就滋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皮袍精英們的幻想,結果被賣了可能還熱情的去幫他們數錢……數到膩歪了才夢醒過來,數的不是自己的錢,是人家皮袍精英們的錢。這是多麼痛的領悟啊!

於是,工人階級在進步。所以看到了,歐洲的工人階級對“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左翼政黨,視為騙子的行為——用階級群眾都不信任的資本操控的選舉方式拋棄他們。但這樣就教育了他們嗎?至少往復幾十年沒改變。

我這樣說,必然會引發某些皮袍精英暗暗的詛咒,工人階級群眾活該被剝削和壓迫,活該翻不了身作不了社會的主人。是的,他們的邏輯就是,不為他們所利用,就活該墮入悲慘境地。因為他們本來就覺得工人比他們地位低下是多麼的正常。他們拒絕正視工人把他們看作騙子的事實,他們拒絕承認工人的領導地位,拒絕接受工人階級領導,他們堅持自己才是工人階級領導者的身份。即使現實一再證明工人群眾從未把他們視為“同夥”,視為“領袖”,他們也照樣沉醉於自封的工人階級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自嗨不息。嗯,可不可以懷疑,項莊舞劍,意在與資本共享利益分配?

工人階級群眾對其他階級力量的不信任,來自最樸素的階級認知和最基礎的階級覺悟。這種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工人階級自身狀況的顯化。當然,也烘託了騙子們皮袍精英的本質。

正如統治階級內部分化現象的客觀性,工人階級內部的分化現像也很嚴重。這樣一來,小富人群體對工人階級內部分化的意義,就不難理解了吧。也就是說,從工人群眾的層面看,認可皮袍精英的工人也是可以成為群體性質,同時由於這類工人群體的“農民工”特質,又決定了這個群體性質的鬆散和淡薄。換而言之,類如“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的實踐,在客觀上將一部分工人的特質顯化了,同時人為的提高了不同類別工人的阻隔。於是,人們得以看到,工人不知工人的現象,工人不知工人集體的現象,工人不知工人階級的現象,甚囂塵上。

由於歐美甚至亞非拉其他國家的經驗,掌握一定話語權的異見份子把工人狀況描繪得支離破碎的悲觀滿滿的等待小富人去拯救的樣子。而事實上,正如前面所說,工人階級群眾就整體而言,對皮袍精英們的不信任,現實造成了皮袍精英們無法獲知和掌握工人階級群眾整體面貌和階級狀況的真相。進一步也可以理解為,皮袍精英們在試圖欺騙工人群眾的同時,也在詐騙其他資本集團(統治者)。

能否從以上的介紹中形成一個工人階級的輪廓?

階級的最外圍,是數量並不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他們有著小資產階級的強烈屬性,可以認為,這是明顯的“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小資工人。他們作為整個階級與小富人和資本集團發射互動和苟且的代表,在很多傳媒釋放的信息裡,戴錶了“工人階級”。

這裡要重提下作者十幾年前發布的外來工分類觀點,30%的農民工,60%的學生工,和10%的原城鎮職工。

所以,階級最外圍的,游離狀態的“農民工”,其實在數量上,並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他們的戴錶身份是由小富人冊封的,也是他們主動配合小富人獲得的,而並沒有充分的現實基礎。

換個角度講,從數量,從跟資本的親密程度,都幫助了“農民工”,最先獲得與資本苟且的幸福感和榮譽感。來自“農民工”群體致富的小富人(包括小資本家們),在一定階段,儼然成了一道風景。譬如說農村樓房成排,不要以為是多數農民都發了財,返鄉的道路小車擁堵,不要以為是大多數農民都成了有車族,但是一定不要懷疑,隨著時代發展而暴富的群體,來自“農民工”身份的農民,絕對是數量最龐大的,沒有之一。

舉例講,來自建設(工程)行業的農民工,產生了大量的“包工頭”,這有沒有問題?來自製造業的農民工,產生了大量的小工廠主,這有沒有問題?

“農民工”是最近20年中國小富人社群形成的中堅力量,這個結論有幾個人能認可?但仔細分析下,難道這不是客觀現象麼?

在工人階級的中間部分,顯然可以理解為類似富士康普工、裕元普工、比亞迪普工……的工人群眾。這部分工人他們的身份相對穩定,譬如說,現今有10年工齡的工人,在這個群體佔比最大(10年前不是這樣?其實也是,但情況略有復雜,這裡不詳述)。即使從普工崗位轉換到了服務業工人崗位,或者晉升了職位,又或者轉換到了不同工廠,但總之,從一開始就被流水線工業圈起來的工人,在持續的轉圈,顯然不難理解,也不難發現。這要對比起“農民工”相對鬆散自由的務工思維,相對無組織無紀律的思維習慣,顯得更有說服力吧?

工人階級的核心部分是什麼人?這個問題一直不是容易概括和歸納的。簡而言之,從“學生工”進步而來的,從“原城鎮職工”延續而來的,甚至不排除極少數從“農民工”和“小資產階級”成員,發展而來的。總的是一個,聲音隻流傳在工人之間,行動只作用在工人群眾中的,幾乎可以用平凡而純粹來形容的,不露崢嶸的群體。

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並不是從工人階級核心群體開始,而是從小富人,到農民工,再逐級遞進發展。也就是說,當小富人叫囂不能照舊生活下去的時候,不要以為時機到了。當“農民工”哭天喊地要跳樓的時候,不要以為時機到了。當“學生工”流離失所……這樣的機會,你以為誰會去抓?誰抓得住?肯定的講,那樣的時候,皮袍精英在忙著找其他資本討價還價,狀態亢奮不已。

其實,大部分小富人和農民工亢奮的時候,工人階級核心群體並不亢奮。工人階級的憂患意識,這點容易被忽略。

小富人(小資產階級)無論何種政治立場,從群體而言,都對工人階級保持著堅定而且牢固的不信任和輕視。所以,不難理解曾有亢奮派的小富人,一邊自詡在維護工人階級利益,在當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言人,另一邊完全輕視大多數工人的訴求,忽視大多數工人的意見和態度。在這點上,不少小富人都曾或多或少表示過,工人階級需要他們小富人的領導,才有可能創造新的未來。甚至,小富人還會抬出列寧《怎麼辦》中“外部灌輸”的觀點,來力證自己觀點的正確性。是的,他們可喜歡這個觀點了。

而事實上,1871年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事件,馬克思的前後態度,均證明了,小富人(特別是自詡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有著一貫追求馬克思主義的性質,把工人階級更多的當作他們創造新時代的工具和武器,為此在口頭上承認工人階級的先進性,承認工人階級領導權,在現實中,在行動上,則無時無刻不在試圖領導工人,戴錶工人,和否定工人。

客觀看待1871事件,會發現,工人組織在必要的時候就可以形成並發揮作用,工人的先進分子在必要的時候就可以站出來並發揮作用,工人力量毫無疑問,是客觀存在工人階級自己手中,而不是某些人主觀認為掌握在某個第三方的手中。比如,組織和領導巴黎公社的是一批工人代表。而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或者其他哪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因此,我毫不懷疑工人組織的形成,並不需要小富人(哪怕是信誓旦旦自詡是馬列毛份子的小富人們),工人組織力量的產生和壯大,並不必須小富人。同理,某些老師們當作真理一樣傳遞,工人階級必須依靠”先進“的小富人們,必須重視和認可”先進“的非工人階級的小富人們一個頂一百個的價值和力量。卻不認真對階級現狀做研究做分析,並不根據實際的階級狀況做出判斷。那麼是不是可以這樣人為,其實他們只是想證明,自己是多麼的有價值,工人階級群眾應當多麼的珍惜他們。

這並不稀奇,但是卻很殘酷,與工人階級本身就相隔甚遠,然後主觀上再設置這種凌駕在群眾之上的姿勢,結果必然是被工人階級中間與核心的群體所漠視和唾棄。反過來說,1871年的時候,巴黎工人對待馬克思的態度,跟馬克思與工人群眾相隔甚遠有關,換而言之,巴黎工人可能認可蒲魯東主義,這和蒲魯東主義者走進工人群眾中開展工作有關,不認可馬克思,這和馬克思拒絕走入工人群眾中開展工作有關。當然,我並不是批評馬克思不走入工人群眾中開展工作,也並不是否定馬克思作理論著述工作的價值。而是明確一個觀點,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列毛主義者,可以(或者一般)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和工人階級關係的截然不同。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傳來消息,2013年ASM工人運動鹽田工業區的工人代表Y同學,因為參與網絡賭博案,已經被捕。更令我難受的是,幾乎與此同時,我在跟進一群網絡賭博詐騙案的受害人維權……那麼,當年的工人代表是怎樣走到這個境地的?換個思路看,任何人都有可能走到這步境地,那麼是什麼原因和力量促使工人代表成為詐騙人?這個原因就是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所安享的優勢原因,這個力量就是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掌握的力量——對財富的追求對成功(成為人上人)的嚮往。通俗講,就是仇富力量的一種。

毫無疑問的是,就工人階級整體而言,階級慾望是“五大保障”,但是對於工人個體而言,追求“五大保障”太遙遠太困難太沒信心,所以追求被資產階級普遍認可的“成功”價值,顯得更容易一些。

於是,工人們,隨時隨地做好了當“最壞”的準備,隨時隨地在資本的社會規則中,作為破壞者存在。這反過來也成為富人和小富人瞧不起窮人的原因。他們試圖灌輸一種認知給下一代,窮所以壞,比如成語,窮凶極惡。窮所以比較容易打砸搶,窮無外乎懶、賴、蠢,和壞。而事實是,殺人放火金腰帶,注意,能壞就自然能富,這其實也是民間窮人群體里普遍認可的常識。富人認為因為好所以富,窮人認為因為壞所以富。那麼你認可哪個?自然就體現你在哪邊的立場。或者你非要假裝清高的說,你認為兩邊都有道理。嗯,你說對了,兩邊都有道理。在同樣條件下,兩邊的道理相對而言都是對的,富人的對是對富人而言,窮人的對是對窮人而言。比爾蓋茨不用錢把DOS買下來然後用家族的關係再把DOS授權賣給IBM,那麼我們就看不到後來的慈善家比爾蓋茨。同理在幾乎所有的富豪身上都可以復制。而對富人而言的好,好就好在比爾蓋茨慧眼識DOS,更好在再接再厲投資windows,最好在撒錢做慈善。

這些說的道理好像對大部分人而言都是常識?所以真正關鍵在於,現實中如何分辨那些富有的同時自詡關注窮苦勞工的,類如“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和這些人的言行作為,以及現實作用?以及如何認識階段性問題,如何根據階段性條件

拋磚引玉?嗯,對的。在這個不能直言的時代,工人階級無聲。幸好有“馬克思主義者”的碎磚瓦礫,敲敲打打,揣骨聽聲。但不好說,能聽出名堂來的人真的很多?

其實,觀點歸納起來也很簡單。工人階級的組織從來都不是什麼難產之物。工人階級的覺悟從來都不是什麼神秘元素。工人階級就在那裡,當一定條件具備,當一點驅動產生,當富人和小富人開始窮凶極惡到時候……事實上馬克思並不擔心工人階級不能翻身,而列寧和毛澤東只相信作用於最基層的工作,才是革命工作的核心。對力量的認知,列寧和毛澤東與絕大部分馬克思主義者不同。列毛更真實很準確的相信群眾的力量,所以把主要希望放在基層工作上。而馬克思主義者,顯然更強調類似馬克思這樣角色的作用和力量。所以,不是沒有馬列毛主義者,而是沒有走進階級群眾,沒有認識階級群眾,沒有成為階級群眾中的一員,那就看不到真正的馬列毛主義者的存在。當然,也看不到階級的真相,看不到階級的力量。

但是可能令人信心爆燃的是,只要稍關注,就能看到毛髮繁茂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在那兒亢奮的向人們揮手。嗯,還有托洛斯基主義者。

是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策略就是,在小資產階級群眾中努力的灌輸“馬克思主義”為主,列寧毛澤東思想為輔的思想,期望有一天革命形勢來到,被他們“灌溉”的小資產階級們,能夠迅速的站出來成為領導工人群眾的領袖和骨幹份子。這個策略被“馬克思主義”各個小團隊和小山頭廣泛認可。因為這個策略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好了。既不影響他們享受現有製度的好處,又不妨礙他們標榜自己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最重要的是,這個策略有位成功的榜樣,令他們眼紅,那就是,偉大的革命導師——馬克思同志。是的,列寧的灌輸理論簡直就是他們的天籟。

那麼,工人群眾對待這個群體或者這個策略的人們是怎樣的態度呢?沒態度。因為這個策略很長的一個時期,拒絕與工人為伍,拒絕服務工人,拒絕接納工人,拒絕承認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有個典型例子,某“馬克思主義者”,是富士康公司的資深工程師,管理崗,但你看到幾個現像很有意思,1、在富士康工作近十年,但卻講不出多少富士康普工的故事;2、也沒有幾個富士康普工的朋友,似乎從不與或者未成功與富士康普工交朋友;3、和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保持著廣泛和接近的關係,也曾被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小團體引以為南方工人代表。是的,一個在南方普工群體中沒有群眾基礎沒有工作基礎的“馬克思主義者”,依然是可以被同類們拉扯為工人代表,原因是這些同類比這位富士康的“馬克思主義者”離工人階級更遙遠(但其實他們比熱衷湊近工人群眾的托派份子無害)。

我們講的道理歸納起來都很簡單,在社會的三個人群中,最平凡也最容易接近的是窮人,但由於富人統治的需要,社會輿論被富人操控小富人表演,所以社會輿論往往會出現窮人的現象而不存在窮人的聲音。於是,部​​分小富人站出來戴錶窮人利益的現象,就比較容易被不明真相的各類群眾誤解為,那是窮人的聲音。比如說,1871年的事情,後來被爭論的和聚焦的,大都是馬克思的點評和公社委員們戰略性的失策等等,而在公社失敗後,很長一段時間的法國工人狀況,則不是重點和焦點。

在政論愛好者群體裡,常能遇到自詡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馬列毛主義者”,但是如果仔細追究一下就會發現,沒有群眾基礎沒有工作基礎,幾乎是他們共同的特徵。然後,偶爾可能會遇到信誓旦旦自己有多麼豐富和深入的工作基礎和正在形成群眾基礎的所謂“主義者”,再仔細追究追究,哦嚯,沒有一次可靠的例子可以證明,所有的聲稱都只是聲稱,所有的目標都只是在路上。哪怕他們真的深入工廠嘗試做一名工人,然後很快他們就不甘於真正的當一名工人,而發起所謂進步行動,但這樣的行動沒有一次獲得身邊多數工人支持(行動證明的支持)。這樣的現像很難鑑別麼?

所以,社會三類人群,從現像上並不難區別各自的特徵和特點,難的是認知顯化和傳遞。而游離在人群邊緣的人們,也許心口不一不是特殊的地方,認知混亂才是關鍵特點。

資本的特點就是,把簡單的東西複雜化。而階級的特點就是,把複雜的東西簡單化。複雜化有利於欺騙,簡單化有利於理解和鑑別。 1871年的人和事,從正反兩方面,都是極為重要和關鍵的教案。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蘇聯還是中國,都用一個相對長的歷史時期,驗證了1871年的經驗——階級的成長需要更多的鬥爭。

馬克思主義者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不要看蘇聯和中國,要看1871。因為產生蘇聯歷史的人群裡,存在兩種“馬克思主義者”,用蘇聯之前的語境,是一種真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的一部分),和假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的另一部分和孟什維克),用蘇聯之後,乃至中國之後的語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者,另一種是馬列主義者或馬列毛主義者。

事實上,從1871失敗之後,就開始有另一種人群在逐漸形成。他們學習了馬克思的理論,吸收了1871的經驗和教訓,開創了另一條不同於馬克思的道路,繼承1871的道路,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無論是列寧斯大林的道路,還是毛澤東的道路,他們共同點都是,群眾工作的道路。

那麼為什麼無論是列寧斯大林還是毛澤東,都積極主動的標榜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關鍵性?這裡就要看到一個歷史事實。無論是列寧時代還是毛澤東時代,蘇聯工人和中國工人都屬於當時社會相對弱勢(無論是人口數量還是社會影響力方面),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得到小資產階級的支持,而爭取小資產階級支持的有效方式,就是豎立馬克思主義的神壇。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神壇,感召了大量擁護和支持革命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們(這些人當仁不讓是小資產階級)。或者說,工人領袖不夠,知識分子來湊,就是這個意思。毛澤東時代更放大了這種策略,解放軍士兵不夠,國民黨俘虜來湊。共產黨幹部不夠,富農地主子弟來湊。

所以考驗智商了,現在還是這樣子麼?未來還將是這樣子麼?

有人說現在還是這樣,或者說,現在更加是這樣。工人素質低下,現在更是需要知識分子(小富人)的領導和指導。此處應當有笑聲。

我們不是“革命者”,我們是普普通通的工人群眾。是的,我現在也是名工人——能隨手寫出上面文字的工人。然後,或許看完此文你還是沒有找到你想要的答案。為什麼?因為我的文字表達能力不如現實那麼強大。

現實,仍然是叢林法則,弱肉強食毫不意外。就個人來說,我就是塊弱肉,一塊不能講清楚不能講明白不能講透階級鬥爭道理的弱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資本可視為聖人。當資本病入膏肓的時候,就會讓人民成為犧牲品(陪葬品?)。所以,在資本仍然強壯的一般階段,我們都有著當一塊弱肉的準備,知道弱肉生存的內涵麼?

外面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是怎樣的面目?一點小觀點供參考

其實我是不經常關注除了中國之外的地區,那些自詡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動態。但即使是不經常,也持續了近十年的觀察,所以得到一些印象,還不算太扯淡吧。

那麼今天就說其中一個觀點。自詡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遠離工人階級鬥爭的核心範圍,更多的還只是在小資產階級群眾中游離。

這其中有幾個客觀因素,可能是導致這種游離階級鬥爭核心之外的原因之一。首先,從地域上,不在“世界工廠”中國;其次,馬克思主義的非通俗傳播方式和途徑;第三,“精英”思維模式的慣性。

那麼,馬克思主義者的存在到底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1、學說思想的傳播,在這方面毋庸置疑是小資背景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最引以為豪的作用吧。但這個作用的真實效果,或者說效率,仍是值得思量。

2、學說思想的實際應用和實效性作用。這方面應該說是有一定值得說的地方。為什麼這樣說呢?首先,且不說小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是否在工人階級群眾中有實際的工作和實效性的影響,但說他們在資產階級群眾中的工作實踐和影響力,是不用懷疑的。換句話說,因為這些人的努力,必定造就了不少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有所理解,並且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提高剝削的效率和持續性,的資本家。

其次,資產階級從小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身上,不僅是得到了學習和改進剝削效率和剝削持續性的幫助,同時也通過他們的存在,對工人階級群眾中似乎開始有覺悟苗頭的“先進分子”們,開展了目前估計是行之有效的階級修正教育。換句話說,就是小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者,幫助資產階級有效的歪曲了和打壓了工人階級群眾的覺悟方向和覺悟效率。

以上兩方面作用的觀點依據不是很豐富。主要依據是工人階級鬥爭的發展狀況。從宏觀上說,在工人階級群眾佔據社會人群最大比重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工人階級群眾的階級覺悟水平,並沒有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而進步,相反止步不前的現象更符合現實。那麼就會產生一個疑問,資產階級是如何行之有效的主動的瓦解和打壓工人階級群眾的自我覺悟?

我們知道,百多年來,通常自詡和被認為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大多數出身於封建地主或官僚或資本家的家庭,而且這些來自社會既得利益者家族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在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大多數仍然妙不可言的一邊享受著資本主義制度帶給他們的既得利益者的好處,同時還不忘時時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宣教者的身份,為提高資產階級群眾的階級覺悟而努力,用的恰是資產階級最熟悉最親切最本能的方式做著這樣的努力。

努力的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宣教,打著為工人階級的旗號,是為了從行動上感染他們的教徒,你看我對你說,我是為了他而對你說,實際我才不管他聽不聽得到,我只要你聽得到學到了,因為我和你才是一伙的,他只是我們學習的道具。

是的,這就是資本家一貫的方式。資本家會告訴工人,我是為了你好,才剝削你的。我不剝削你,你就會餓死的。

馬克思主義者們似乎真實的面目就是資產階級的教書先生,兢兢業業的先生。

然而,這樣說可能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嫌疑。說到底,我對外面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是不了解的,或者說了解的也只是經過資產階級信息審查之後透露出來的點滴資訊,實在做不到深入和廣泛的了解。那麼以上的觀點,就只能是主觀主義下根據國內經驗得出的猜測了吧。僅供自己反思和各位讀者參考。

行文不言深,以上寫的不好,我仍將繼續努力。謝謝圍觀。

說說我們做了什麼,危機感一直存在且越來越強烈

如果我們把工人如何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鬥爭的內幕曝光出來,那麼我覺得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炫耀(或賣弄甚至出賣),是極大的對工人階級的傷害。所以,在每次談論到中國工人階級鬥爭運動的時候,我們都不得不再三的思量,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有時候也會判斷失誤,說了不應該說的事情,或者沒說應該說的事情。

其實在中國工人階級中,人們並不會把自己鬥爭的價值看得多麼隱秘,也不會刻意的覺得應該對鬥爭運動中的經驗和教訓做專門的總結歸納和闡述。所以,即使我們把工運的真正內幕講出來了,料定也不會有工人會站出來反對。但是,如果工人自己不能講出來的內容,我們又為什麼一定要講出來呢?

講出來的作用有哪些,這是我們判斷是否應該講出來的依據。

比如工資情況。這是許多工人不願意講出來的內容。但是我們應該講出來。讓更多的工人盡可能更準確的判斷自己工資的合理性,這是我們長期關注工資問題,並曝光工資問題的原因所在。

還比如現階段勞動權利的知識,這是多數工人非常願意講出來或者學習到的內容,我們也應該講出來。只是要講出這些知識,我們自身就需要對這些知識內容和知識的運用有足夠深入的認識和足夠豐富的經驗。所以,為工人提供維權諮詢是我們長期的工作,也是我們在最低條件下關注工人狀況的主要途徑。

自2008年以來,受到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影響,中國工人階級在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和就業率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勞動力市場價格其實就是工資,就業率其實就是工人入職工廠的難易程度。工資問題前面說了,這是我們長期關注並曝光的主要內容。而工人入職工廠的難易程度,則是自2008年以來,我們所提供的諮詢服務中,佔比日漸擴大的服務內容。例如,我們是國內最早也可能是唯一向工人群眾跟踪介紹了,2015年3月~7月伯恩光學廠門口,連續出現工人通宵排隊應聘入職情形的工作者。國內可能也只有我們,向工人群眾持續8年,提供信息日平均發送量≥500字維權和求職相關內容的QQ服務。

客觀的講,自2008年以來,中國工人的工資收入絕對值是在增長,而且是幅度較大的增長。以深圳普工為例,2008年普工普遍月工資收入約1500元,2008年上半年最低工資標準僅為760元/月。 2013年普工普遍月工資收入約3500元/月,2013年下半年最低工資標準為1600元/月。

我們暫不考慮物價上漲因素看來,深圳普工5年工資增長幅度超過一倍以上。但是,2013年至2016年的情況是,最低工資標準從1600元/月漲至2030元/月,普工普遍月工資收入約值從3500元/月漲至4000元/月。因此可見,實際收入增長在最近三年是與最低工資標準增長是嚴重不符的。

我們曾長期的向工人群眾介紹,深圳的工資比東莞/惠州,甚至廣州,都要高。並極力建議工人選擇來到深圳工作,同時建議在深圳依法用工(按勞動法)工廠上班的工友,珍惜眼前工作,盡可能穩定現有工作。但是這樣的情形在最近兩三年,開始不再那麼肯定了。因為大量的工人來到深圳,卻找不到按勞動法用工的工廠,部分工人在我們的介紹和建議下來到深圳,卻為找工作的問題焦頭爛額。

2016年的時候,有一位工友打電話來告訴我,他已經離開深圳,回家做農民了。我說他是回家做地主,他極力的辯解說,只有二十多畝地,實在不算什麼,現在就靠一個魚塘在搞養殖,他覺得現在他徹徹底底成了農民,有點苦笑和自嘲的意思。這其實是符合我們工作中的感受。來深圳的工人或許沒有減少,但是離開深圳的工人一定是在增多。因為在我們的工作領域裡,近兩年工人離開深圳的消息,出現的頻率明顯大於以往。甚至還有一個奇葩的現象,深圳著名的“血汗工廠”富士康,在深圳招工,然後將招來的工人送往河南等地。我們就親眼見到富士康人資舉著濟源富士康的牌子,在深圳東站廣場組織數百名帶著行李的青年工人列隊,準備踏上從深圳去河南富士康上班的奇葩征程。

在近幾年的工作中,我們曾就工業機器人的應用,在我們服務的工人群體中徵詢見聞,結果發現,幾乎所有我們能夠想到的行業,都有工人反映車間裡有類似機器人的存在。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華為。但是,關於工業機器人的話題,在工人群眾中,關注力並不大。許多工人認為,這些跟自己沒什麼關係,如果有關,多數認為是應當謀求在未來成為管理/製造/維護機器人的人。大家並沒有太多關心,在機器人大範圍取代工人的時候,多數的工人將何去何從的問題。

是的,絕大部分人,無論工人還是非工人,考慮的都不是一個群體的何去何從,而只是個人的何去何從。因此,基於個體的多樣性和所處環境的隨機性,人們並沒有感覺到已經需要為工業機器人問題擔憂的程度。相反,許多人表現的更多是對新技術應用的科幻般的嚮往。

在這些問題的觀察上,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現狀下的工人缺乏組織性和凝聚力。這點也是我們長期的工運工作經驗中,可以得到印證的。換句話說,伴隨著我們工作的,恰恰正是工人群眾的鬆散常態和火星散亂。

因此,工運中出現的高度組織性和強大凝聚力,變得不那麼容易被外行人所了解,但總有些外行人裝得很內行的樣子談論工人問題。這也是我們工作中,有時會遇到的奇葩現象。類似幾乎所有的內行人對待外行人的態度,我們通常不會做特殊表示。不過我們可以肯定,工運不隨個別人的意志而改變。

隨著到2016年7月,深圳沒有傳來上漲最低工資標準的消息,基本上工資上漲的可能性已接近不可能。同時,中興和華為工廠遷出深圳的消息,也為2016年的深圳勞動力市場添上幾筆濃彩。許多工人表示,深圳已經不是明年打工的理想目的地。但是,不來深圳,又能去哪?這個問題這些年已經很多回答。只是多數回答最後都只剩下一嘆的無奈。

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說不上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壞。但我們在這個領域的工作,確實已走到瓶頸口,不得不徘徊。幸運的是,在回顧時,還是能找到一些聊以自慰的成就。

經過長期的工作積累,我們也不斷發現自己的不足,於是也是長期處在尋求突破或者改變現狀的焦慮當中。為此也曾不惜代價做出過妥協和非常的努力。相對於資本統治工具長足發展的現實,可以說我們的努力實在是成效甚微的。

自2012年以來,我們拒絕支持的工人維權案,日漸增多。直至2015年後,幾乎不再對新增的維權案提供服務。我想,維權不會從工人群眾的生活中消失,但是僅僅通過簡單衝突的方式,解決維權問題,已經不是我們能夠提供服務的內容了。

是的,經過八年的積累,這個時候我們是最強大的,同時也是最弱小的。強大在於八年積累的工人服務經驗,以及對工人階級未來前途的認識。而弱小則是,所謂的我們其實已經幾乎不復存在。

再有,現在我們比以前任何時候的危機感,更強烈。

現階段工人運動的氣氛和揚塵其中的反思

根據多年來的經驗得到的印象,總的來說,各國對中國工人狀況的關注,更多集中在工人政治權利的現狀。曾經接待過某國左翼議員的秘書來訪,談起該國的工人運動,其實更像是農民運動的萌芽,所以對方關注我們通過什麼方式面向工人做工作,得到的反饋似乎對其而言,價值不大。

中國是個公認的製造業大國。有著數以億計的製造業工人。但是隨著全球消費市場的萎靡,中國的製造業也陷入困境,那麼中國製造業工人的狀況受到了哪些影響呢?這個大問題,也是各類人士關注的常見問題。

但是呢,事實上中國工人的現狀,除了給他們寫論文撈學術資本甚至政治資本,並未成為他們為之貢獻力量的方向。

所以,從事工人服務工作多年後,養成的一個習慣是,冷淡看待那些對工人狀況表達興趣的人們,冷漠看待那些把工人權益甚至工人階級解放事業掛在口頭,炫耀精英能量或能力的人們。

2013年的時候,中國當代工運史發生了一場里程碑式的事件。與此同時,該事件就像一塊試金石,深刻的劃破了這個歷史時期許多人們的虛偽面紗。而我也因此開始前所未有的反思,當代背景下工人階級解放之路的艱險困阻,是否是當前的我們能夠克服和承擔的?

曾經在事件後,有專家和NGO官員訪問我,明確表達希望獲得我們的工作經驗。而我拒絕了。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意識到,我是不是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

是的,正如一次次的工人抗爭運動,我們尋求的改變總是形勢所迫。事物的發展,對於我們來說,往往都是非“我”所願,但“我”必須改變。

可以說,形勢如預料那樣,全球經濟危機得到了緩解,因為中國經濟開始了突飛猛進的國家化探索,大量的中國資本開始入侵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而國內隨著製造業的枯榮變換,國營資本主動擔起經濟發動機。中國在一片繁榮和強國崛起的宏大氣勢下,將工人階級解放運動掐在萌芽階段,正在失去了光彩。

那麼再自省一下,我等是如此的悲涼,不得不俯首於資本之下,保存一點生息。哪怕曾經創造了一點試圖擦亮黑夜的火花,此時此刻也不得不嘆息。

無論願意不願意,活著是前提。我們收拾起精神,迎頭面對這個繁華的現實。現在,沒有了工人運動的溫度,現在沒有了解放枷鎖的明路。現在,只有順勢而往的掙扎和努力。這種境況和心境,非常人所能體會。

是的,工人階級的解放運動也必然與客觀環境的改變息息相關。隨著中國工人階級進入新的一個歷史階段,被許多人幸災樂禍的工人運動,已不再是工人解放運動的主要形式和手段。

那麼,我們必鬚麵對這個新時代,一個資本空前強大的時代,一個工人階級正在與人工智能共存發展的時代,一個掛著羊頭在工人階級中賣不出狗肉價的時代,一個希望與絕望並肩戰鬥的大時代。

工人運動,越來越瀰漫了惰性氣體的樣子。而痛苦可能是為了更深刻的反思吧。

2019年初,在珠三角談談工人階級和工運和工人工作有關

前言:文章寫的比較匆忙和草率。甚至我不確定普通讀者能從文章中讀到什麼內容和觀點。總的來講,在中國工人運動這個領域,目前國內還沒有足夠多和深入的關注度,大部分形而上的關注,都是別有用心在他處,與工運現狀和發展以及實際影響沒有關係。所以,這是個有內涵的話題,事實上也是個冷話題。

東莞的工廠數量非常龐大,這點在許多人的認知裡,是個模糊概念。因為東莞的工人運動,絕大部分都是工人自主運動,受外界因素影響較小,且運動效率較高,往往是半個月不到就基本走完一場運動全程。據官方統計,至2017年底,東莞主營業務營收超過2000萬的工業企業,有7667家。

深圳的工廠數量實際不比東莞少,但因為工業面積不如東莞,且深圳是改革開放前沿,承擔了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試驗的職能,所以工業不是深圳的單一旋律。同時也正因此,深圳的工人,比東莞工人,在視野上,開放性,技術性,和鬥爭意識等方面,都遠高於東莞。據官方統計,至2017年底,深圳主營業務營收超過2000萬的工業企業,有7944家。

然後,深圳和東莞緊鄰,因此深莞工人相互滲透度,也較高。由此,在這兩個地區發生的工人運動,很多時候比較類似。

大約從2012年起,深莞工人開始出現明顯的遷徙跡象。從深莞向長三角、福建、湖北四川等中西部地區遷徙。在這個背景下,我們雖然沒有能力跟進服務,卻能夠估計到,深莞工運經驗必然在遷徙中發生著不為人所知的傳播。

2013年,標誌著深莞工運最高成就的運動結束,工廠遷徙也邁向高潮。隨之,從2015年起,珠三角工業開始緩慢但明顯的恢復增長。這裡面有個背景因素必須知道,那就是海外市場在萎靡,國內市場在增長,海外擴展在加劇,國內基建在蓬勃。

最近一組數據公佈,廣東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2017年為4.3118萬家,2018年為4.7456萬家。同期,江蘇2017年為4.8137萬家,2018為4.5675萬家,2017年度-2018年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全國排名前5的地區,廣東,江蘇,浙江,山東,河南,其中只有廣東是正增長(而且增速高達10%,增速位列全國第一),其他全部都是負增長。

最近發布虛假內容的自媒體咪蒙團隊宣布,微信公眾號停更2個月,微博關停。說明了什麼?微信公眾號是單向傳播,封閉互動,有利於騙子生存,而微博是多向傳播,開放互動,不利於騙子繼續混IP。

換個角度,那些手握資本,網頁搞得漂亮,內容更新頻繁,高舉各種偽劣工宣信息的網站,但卻很少能“捕獲”到工人群眾讀者。說明了什麼?

毛主席說,“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毛主席還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但是我們看到的各種與工人主題相關的文章中,豐富多彩的觀點裡,有多少其實就真是沒有調查也揣緊著發言權的現象呢?

2019年春節,深圳知名工廠德昌電機,要求工人加班加點,春節僅放假1天。 2008年我訪談富士康工人,多名工人向我提到,在此之前,曾有過1年365天上班的經歷。 2009年五菱運動之初,工人試圖以有關領導幹部腐敗為由發起訴訟,後及時扭轉方向以不滿薪酬為主訴求擴大工人聯繫,最終實現該公司此後逐步大幅提升工人薪資。 2010年南海本田運動,車間工人對我們工作人員說,他們不認識也不知道代表團是哪些人,總之行動的目標是加薪,所以各個車間工人都會積極響應,至於其他的,呵呵。 2010年龍崗區某廠1個多月,陸續進行6場運動,工人訴求非常簡單,加薪改善福利,6次運動節節高,最終實現高達30%幅度的加薪和勞時合理化調整,全程工人沒有提出任何與加薪和改善勞動待遇無關的訴求。也是2010年龍崗,某廠工人抓住關鍵時刻佔領廠區,迫使資方同意補償歷史加班費,和執行法定標準加班費,全程鬥爭尖銳程度極高,資方反應極為激烈。還是2010年,高埗裕元一廠、三廠,和六廠,分別舉行運動,焦點都指向加薪,也都獲得了加薪最低100元/月的成果。 2011年某原國企工廠,職工圍困廠領導三天三夜,最終迫使賣廠計劃破產,過程中該廠共產黨員發揮了關鍵作用。 2012年深圳富士康工潮,高峰時一個月,勞動仲裁80%案子系富士康工人仲裁申請,歸到源頭都是要離開富士康的節奏和不再珍惜富士康崗位的情懷,誰能想到,他們並無絲毫感激那些迫使富士康執行三班倒的偽勞權組織。 2013年的深圳注定是不平凡的,1起運動工人徹底把工廠抵押拍賣,償付了工資和工齡補償金,1起運動工人成功通過工會管道迫使資方加薪1700元,最後1起運動,更是深莞工運近二十年的終極案例。到了2014年高埗裕元運動,3月工人預熱組成小組準備清水公園活動,4月5日清水公園活動開啟集體談判,17日車間工人對我們工作人員說,希望這次行動能再次加薪若干, 25日在各Q群裡呼籲加薪訴求的工友紛紛被移除群,我們的工作人員也被多個群移除,呵呵。

在過去10年間,我們曾接待過不少奔著工運話題而來的訪問。每次我都會試探的聽聽對方,對於工人狀況,工運認知,工人權利的表述。這其中有被稱為專注此方向的學者,也有來自馬列方向理論派引領而來的年輕人,學者本就是學者,我的幻想其實就是幻想,他們不可能有工人階級立場,也不可能背離他們現實的社會地位和個人利益,向工人階級立場靠攏,所以最終我也不意外學者對這個方向的興趣背後的無趣。但是,對於貌似持有馬列方向熱情的年輕人,可以說是意外吧,也幾乎無一個真正顯示出對工運有關注有觀察有認真態度,呵呵。這其實讓我回想起另一個案經驗,某個曾經吹牛吹出轟轟烈烈氣勢的托派小伙,我問他家鄉的工人狀況,他居然能夠堂而皇之回我說,一無所知。連身邊的工人狀況都一無所知的關注工人權益的托派,啊呀,對,是托派,這才是真的托派。

珠三角其實有許多工人狀況的典型現象。 2008年以前的富士康,大宿舍,三層高低床,從三層墜落身亡的工人,並不罕見。 2012年以前,包括比亞迪在內的深圳大多數工廠,均對自離員工剋扣離職前最後一個月工資的處理。比亞迪某部門曾發生一起3000人運動,結果資方管理層迅速調動3000人進行整體頂崗,並將參與運動的3000名工人集體解僱,平息了此次運動。還有曾經某個廠,一年時間陸續發生超過12起運動,某個廠一個月時間陸續發生6起運動,某個廠一周時間陸續發生3起運動……這些運動無一不取得勝利,全都是加薪勝利。這還不夠,多樣性方面,2012年,上千名在富士康實習的學生工舉行了集體維權,成功避免了一次富士康內部人與勞務公司勾結侵吞學生工資的事故。這個過程中,沒有罷工,也沒有園區外的遊行示威……這些都是案例簡單的現象,事實上,每一個運動背後,都有一個或者幾個,集體。這裡提一下,如果真正發動、組織,和領導過一次工運,那麼你就會真正的理解,什麼是集體,工人階級的集體,集體力量。那麼你就會理解到,那些從未深入過工運的工運理論家們,是多麼的深刻。

從珠三角遷徙到長三角的工人,談起兩地差異的時候,大多數都會提到一點,落後。是的,他們用珠三角的經驗對照長三角的時候,就會發現,身邊的工友們,對組合運動,缺乏常識和動力,而身邊的環境,也缺乏珠三角那種勞權宣傳在身邊的感覺和触動。其實我並不能很直觀和深刻的理解他們所描述的這種差別,但是我確實能夠想像到,他們提起的珠三角工業區環境。 2008年我在各個工業區走訪的時候,在一些工業區看到隨處可見的勞動法相關的宣傳招貼或指示牌,也挺驚訝。

深莞顯然是珠三角最特殊的存在。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試驗田,而東莞,被稱為“世界工廠”。所以,即使在珠三角,也沒有哪個地區比深莞兩地更開放,城市束縛力更弱,勞資衝突環境更純粹。這也是為什麼深莞兩地工運案例中,我們常常會有個體會,就是地方政府的干預力量普遍不強的原因所在。特別提示一點,深莞兩地和廣州的區別,深莞工運隊伍中,廣東籍的工人身影較少出現,而廣州因為本身是省會的緣故,廣東籍工人的影響力相對深莞是明顯許多。

在2012年以前,是這樣的明顯。但到了2012年以後,特別是2014年之後,由於產業轉移,深莞工人崗位出現了明顯減少,再加上80後學生工的年齡因素,越來越多代表深莞工人鬥爭實力的工人離開了珠三角,或者回鄉創業,或者嘗試到長三角和成都/武漢/鄭州等地謀求職業生涯更高階段,又或者……個中深層次原因不一一道來。總之,現象就是,2014年之後,到2018年,整個深莞地區,工運數量和質量均出現斷崖式下降(注意,我的觀點一定是被質疑的。所以需要在這里特別提一個關鍵現象, 2014年以前珠三角工運訴求多數是要求加薪和改善勞動待遇,屬於高標維權,而之後雖然工運數量上的信息似乎也不少,但大部分運動訴求跟資方關廠/搬遷有關,屬於底線維權。)。然而不僅如此,事實上整個珠三角在這幾年,工運數量和質量均呈現明顯的低潮。與之相對應的是,以富士康為例,四川(成都)、湖北(武漢)、山西(太原)、山東,河南,乃至北京,這些地區富士康的工廠員工人數都在當地堪稱大廠,超級大廠。據說,整個河南的富士康員工已超過25萬人。即使是最近的遷徙,譬如河源,也承接了不少深莞大廠。

在這些新工業相對落後的地區,我能想像工人和我提及到長三角之後與珠三角對比的,差異。這種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會讓我們與工人狀況調研有些脫節的時候,產生一點茫然。這裡一個問題,中國工人階級進入了一個怎樣的階段?

我們都知道,在各種扛著關懷工人勞苦的資本力量瘋狂攻擊富士康連環跳事件之後,富士康被迫邀請了包括國外第三方,和深圳本地各種第三方,進入工業園區,參觀富士康,檢查富士康,討論富士康,消費富士康……再然後,富士康響應所謂社會關懷工人勞苦的聲音,將兩班倒調整為三班倒,而且依法調整社保繳費標準,同步為了緩解因此攀升的用工成本(注意,這裡的用工成本增加與工人利益無關,緩解用工成本增加則與工人利益有關),富士康宿舍開始收費,吃飯開始收費,四川、湖北、河南,山東等地建廠節奏開始飆升,這裡有個小插曲,成都富士康匆忙進場開工,後來發生了爆炸事故。是的,這一切最終都要工人買單。當富士康被迫執行三班倒之後,此前不愁招工的富士康開始不得不跟勞務派遣公司合作,使用派遣工應對招工困難局面。我們知道,在三班倒之前,富士康普工招工處外面,應聘的工人排隊三天三夜,才得以面試機會。然而,高談富士康跳樓事件的人們,是不肯解釋這個現象的。當然,我們也無法在那些手握資本,網頁搞得漂亮,內容更新頻繁,高舉各種偽劣工宣信息的網站上,看到這類現象的關注和解釋。

深莞工人數量到底有多少?我們無法從互聯網直接得到靠譜數據。但是如果關心這個問題,其實是可以從一些公開信息中,進行推算估計。所以,此問題的結論並無太高技術含量,但卻有比較高的推算成本。寫這篇文章我沒準備去蒐集資料專門推算這個問題,也不打算給出個深莞工人在增加或者減少的靠譜結論。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這其實能夠比較可靠反映現實。只是其中有兩點前提必須知道,那就是勞務派遣,和工業自動化對工人崗位的影響。

2017年的時候,曾經有組織發布過深圳企業用工數排名,數據來源社保局。在該排名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單個勞務派遣公司的員工人數已經超越了比亞迪單個工業園區。但其中數據的真相,我們其實也無從了解,到底是什麼樣的派遣公司,什麼樣的派遣方式,什麼樣的利益輸送,什麼樣的資本背景……還有什麼樣的勞權保障機制。

有一個片段現像也是值得注意,初中及初中以下學歷的學生工進入市場,開始常見。同時大專及以上畢業生數量顯著增長。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型的普工,收入分化加劇,可以預期。再另方面,服務業崗位集聚增加,不少工廠工人向服務業轉移,比如快遞,外賣,以及物流公司崗位……工人狀況太多太多信息需要關注,缺乏關注,更缺少非官方的實務應用。

2007年的時候,東莞曾經有家工廠發生了七千人規模的運動,但隨後沒多久,這家工廠就沒了,如今即使在百度上,也搜索不到該廠的存在。我訪談到曾經該廠的員工,說起當年的運動,仍然激情澎湃,感覺很有力量。在這個時候,工人身上能清晰的感覺到,一種對工人力量的自信和勇敢。 2013年的時候,曾經在一個關於集體談判的國際會議上,聽到某個大學老師講起他蹲點廣州的工人村,接觸那些“罷工能手”們,從他們的故事裡,他發現,中國工人的運動和歐美工運比起來,是不需要申請的,也不需要提前告知的,這讓他談起來顯得有些亢奮狀態。而事實上,他說到的完全不是秘密現象,反而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從來沒有想過有什麼稀奇或者不妥的。

在近十多年來數不勝數的工人集體鬥爭事件中,因為工人沒有像通鋼運動那樣,對運動賦予反對私有化的標籤,也沒有在運動中強調過對國有資產的歸屬情懷,所以,即使工人們組織實施了比通鋼事件參與人數更大,組織化程度更高,對勞動法落實更有實際推力,對資本剝削政策的影響更強烈的工人運動,也不會成為理論派目光所及的工人力量。在這樣的背景下,被理論派塑造的那個“左翼學生”群體,也就自然而然無論如何努力,也融不進深莞工人運動中。在拼命也融不進去的時候,於是就發生了自嗨類型的激進反應。嚴格上講,激進反應最後造成,左翼學生自身承擔責任,而理論派則絲毫不承擔責任的後果,是意料之中的教訓。

這裡必須重提一個關鍵原則:從結果定性過程。排除隨機概率,正確的過程,不絕對帶來正確的結果,但是錯誤的結果,必然來自於不正確的過程。因此,對努力融入工運的左翼學生,失敗的結果說明了其過程的錯誤。失敗的左翼學生,說明了啟發和教育他們的老師們的失敗。即使這些人自己都拒絕從失敗結果順邏輯往深入推理,最後能給他們選擇的方向,仍然主要有兩個,繼續在錯誤的指導下向錯誤的方向邁起錯誤的步伐走下去,或者懷疑曾經的老師們,開始嚴格以毛澤東思想要求自己,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要把自己的主觀願望駕凌在群眾利益需求之上,不要用少數群眾的利益挑戰多數群眾的權利,不要以“代表工人利益”的“先進分子”角色,做工人群眾面前自以為的高貴者,崇高者,實質被工人群眾漠視的理想主義者。更不要成為老師們的後繼者,端著在大學殿堂裡,當著某種“殿堂級人物”。

因為,從中國工人數之不勝的鬥爭運動中,人們能夠輕易分辨出,這裡面沒有哪位“殿堂級”老師的身影,即使南海本田運動,常凱更多是在蹭南海本田運動的熱度,而並未成為這場運動中的要件。所以,有沒有這些老師們,並不影響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運動如何發展和取得怎樣的結果。老師們,也就是自嗨者,有時能跟著工人鬥爭的高潮而高潮,有時完全就兩個世界的節奏,嗨得跟工人無關的亢奮。

從2017~2018廣東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的增長信號看來,廣東工人崗位縮減的勢頭可能會得到緩解,該地區工人階級的影響力或應調整評估。這是我想起寫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個變化?或者是波段效應,縮減和增長都有時,又或者是整體形勢變化的信號,廣東畢竟在現代工業領域起著引領作用。工業企業數量的增加,換句話說是崗位的增加。那麼帶來一個可能的問題,勞動力成本。早在兩年前,我們就多次聽到工人反映,東莞工資水平已經有些落後於內地,例如鄭州,成都等地。那麼企業數量的增加,崗位的增加,工人能增加麼?工業自動化的影響在這個問題上,到底有多大影響?

這裡要提一個方向的關注點,深汕特別合作區,以及正在增強承接能力的河源和潮汕地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等。作為國內資本出擊海外市場的路徑,一帶一路其中有海上絲綢之路的成分。那麼,繼續推動珠三角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似乎是中央規劃?和前一個歷史時期的外向型區別在於,過去是三來一補,現在則是類似華為、步步高、中興、傳音,和美的,格力之類的國內資本出海。注意,公開信息顯示,中國品牌手機已成功佔領全球大部分市場,而空調之類家電,中國產量早已雄踞全球頭把交椅。特別是空調,一般人可能都無法想像,中國的產量已經佔全球產量的75%。這其實是被動和主動的區別,是引進和輸出的差異,中國資本發展的兩個態勢迥異的階段。從這個角度理解,珠三角現在和未來一個時期,在中國工業的地位和角色。從而聯繫到,對中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我們都無法拒絕想像,在未來中國工人階級力量分佈圖裡,珠三角的比重或許仍將佔據制高點的之一。

如果覺得僅僅這樣的關注點還不夠聯想,那麼另一個宏觀焦點值得注意,城市化。在目前階段的中國,城市化規模最大的地區是哪個?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翼都可以作為候選。從常住人口數量來看,珠三角顯然遠不如長三角,僅僅上海往那一蹲,珠三角就沒有哪個城市人口達到上海的規模。但僅僅以常住人口來衡量工人階級力量,京津翼城市集群人口數無疑是最大的。由此可見,三大城市集群在未來,必然是中國工人階級最重要的場景。無論產業如何遷徙,三個城市集群地區,都有著無法替代的優勢和發展必要性。在這個前提下,我們還需要考量其他主客觀因素對我們判斷選擇的影響。比如對比發現,華為、中興、步步高、格力、美的、比亞迪,廣汽等,在珠三角,華碩、廣達、仁寶、上汽等,在長三角。

顯然,珠三角的工運在過去十多年裡,出現在社會大眾視野裡的頻率是最高的。也就是說,在珠三角民間的活躍力量,以及地區的開放性,都遠較其他地區更強大。換而言之,我們在珠三角基層深耕多年,得以最大程度接觸到,比經過媒體加工放大的資訊,更加具體和深刻的信息。由此基礎,或者對於我們來說,珠三角工人階級力量的形成和未來預期,都遠高於其他地區。所以,很有些年理論派散佈珠三角對標美國底特律的言論,對我們的影響是逆向的。在珠三角如此龐大的產業基礎之下,在資本佈局如此重要的背景下,在地區產業如此完備的環境下,在如此富有活力的工人階級群眾基礎的條件下,在地理和人口因素如此重要的影響下,珠三角會對標底特律?呵呵。

三大城市集群中,珠三角是唯一一個沒有直轄市的地區,而且珠三角在近四十年的定位,也是三大城市集群中,唯一一個直接對接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經濟體的地區。注意,至今為止中國沒有哪個地區的產業環境,對亞非拉和歐美日的影響能超越珠三角地區。由此可見,將珠三角簡單的對標底特律,或者是理論派最典型的高瞻遠矚之一吧。

然後或許是因為以上原因,珠三角有著超乎一般想像的豐富案例。這裡提示兩組例子,一是偉創力,二是格力。與他們對標的是富士康和美的。對相關產業熟悉的應該知道,偉創力是全球電子代工模式的創始企業,曾經全球最大的電子代工廠商。後來被依託中國技工和資本環境支持的富士康打敗。而格力不用解釋,董小姐是它的代言人。那麼這兩組例子的對比差異是怎樣的?偉創力和格力,都曾經發生影響深遠持續長久的工潮(注意,這裡指的工潮是,許多工人運動事件在一定時期陸續發生,形成潮湧態勢的工運之潮)。而富士康和美的,雖然工人鬥爭事件也從未消失過,但相較而言,更像乖寶寶的樣子,幾乎從未發生過能稱為工潮的階段事件。

是的,資本剝削活動中的管理模式,對工人集體力量的形成,影響重大。好在,珠三角有著非常豐富的資本形態,也由此帶來豐富的資本管理形態。首先,不同的管理模式吸引到的工人不同,對工人的反剝削活動的影響不同,這就導致,一樣年齡段一樣學歷背景一樣家庭背景的外來工,進入偉創力和富士康之後,會發生不一樣的反剝削形態。廣為人知的富士康工人跳樓事件,和乏人關注的偉創力工潮,就是這樣的背景下的差異(這個話題引申下去太多信息,暫且不表)。

2008年以前,珠三角的學生工主要是高中/中專背景為主,但到了2018年,學生工群體中,大量高中以下,甚至初中以下學歷的娃娃工粉墨登場。如果我們注意觀察和分析,2014年以前的珠三角工運案例,就會發現,學生工的作用在其中,何其強大和關鍵。那麼2014年之後,2018年以後呢?我們有哪些預期?

90後工人的影響力逐漸增強,這是許多人能夠想像到的必然。但是90後工人的組成特點有哪些?目前來看,我們暫時還沒有條件做細緻的調查和梳理。這顯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2018年,格力的年終獎至今沒有發放,按照此前董小姐的意思,要求大家忍兩年,給格力時間。可是,2017年的年終獎,和2018年沒有年終獎,落差帶來的是什麼?是大家的不滿和憤怒,這個必然。於是,在一次次問一次次沒消息之後,今天2月2日了,格力的年終獎,涼涼了。

是的,無論80後,還是90後,工人們聚焦的都是勞動報酬。這也是大家在現狀下,永恆的焦點和噪點。所以,毫無疑問年齡可消沉,文化可消沉,素質可消沉,關乎每個人利益的奮鬥,不可能消沉。工人階級的發展,不隨我們打盹而停頓。這在工運進入低潮的時候,我們也不能放鬆對工人狀況關注的認真態度,不能忽視各種與工人狀況有關的動靜和現象。在這個背景下,方有可能跟上時代發展的節奏。比如,在勞務派遣業蓬勃發展的過程中,勞務公司資本開發的各種APP,成為我手機上的常備應用。在這些應用裡,首先能夠直觀的觀察到勞務市場的廣告工資,其次還能輕易的發現,工人對薪資水平的預期值,以及現狀下工人對薪資和工作環境的反應等。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感同身受的去理解和分析。

也就在今天,在東莞諸多工業區的公交車站台上,我看到“工務圈”的APP巨幅廣告。這是寄生在工人勞動上的又一朵奇葩。就好像曾經被媒體誇耀的“農民工司令”一樣,其實只是個勞務派遣的資本家,寄生在工人勞動上肥美綻放的奇葩,但卻被包裝成為工人服務的不明覺厲的好心人。這樣的例子說明,在工人階級沒有覺悟的時候,它就是個熟睡著,任人擺佈和榨取血肉的龐然大物。以工人階級之名,就彷如以自由之名發出璀璨的,罪惡。

在這樣的現實之中,我們還能有多少幼稚和幻想可以堂而皇之?我們還有多少天真要留給這個謊言包裹著一切的時代?注意注意注意,中國工人階級的主旋律不是訴苦不是訴苦不是訴苦,而是奮鬥奮鬥奮鬥。像列寧所說,“是平凡的,不顯著的,是隱藏在工廠區或偏僻鄉村的日常生活中間的,是由不習慣(也沒有可能)大聲喊叫自己的每個成績的人們做出來的” ,偉大而英勇的奮鬥。

隨著光陰流轉,珠三角的農民工越來越少,學生工越來越成為主流,而原城鎮職工正在退出歷史舞台。 2019年從某個意義上講,可能是充滿機會的一年。因為2018年,在深圳發生了一起後果嚴重影響深刻的社運教案。在這樣的契機下,那些企圖將工人帶入歧途的力量被極大削弱,基層工會和社會組織提供的工人服務,將迎來更有意義的轉變。這非常值得期待,這份期待內核深刻而豐富。 (2019.2.3)

附言:我的時間總是最寶貴的,所以總是沒有辦法對寫過的文字進行校對和再三斟酌,寫過就寫過了,有不嚴謹的地方,錯漏的地方,不恰當的地方,令人產生不良反應的地方等等,請相信都不是我有惡意或故意。此文就此暫告段落。歡迎交流,無懼批評,請勿馬屁,謝謝。

關於五大保障,社會主義工人階級的基本權利

1、勞動權利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利是不容剝奪的。若干年前工廠的廠長書記都不能開除國家職工,在八十年代有個詞形容這樣的現象,就是“鐵飯碗”。這個保障的指的具體現象就是,勞動者不會面對失業的壓迫,從而保障了勞動者勞動自由的權利。

2、健康保障。我們在談五大保障的時候,一再強調談的是保障,而不是保險。因此我們說健康保障,就絕對不是指簡單的醫療保險。舉例說明什麼是健康保障,就是如果國家職工的孩子生病住院,那麼在整個治療過程,甚至會包括治療前後的往返醫院的過程,不會對國家職工造成額外的經濟負擔。不僅僅是孩子的醫藥費全額由國家出,並且包括在期間國家職工到醫院照顧孩子,不會被扣工資,甚至還有補貼。還可以舉例說明,比如某工廠的職工生病住院,從決定送他去醫院開始,全程都由工廠負擔所有成本,甚至在其住院期間的陪護,都是由工廠派出的他的工友承擔,這些承擔陪護工作的工友不僅不扣工資,而且還有發補貼。我們說的健康保障,是惠及國家職工直系親屬的,以健康為目的的保障制度。這種制度不僅體現在醫療事件中,同時也充分體現在勞動過程中。

3、衣食住行生存環境保障。且不去解釋過去糧票,布票等等票據實現的分配保障功能,就看到今天最凸出的就是住房保障。

4、子女的撫養、教育、就業保障。在今天最凸出的問題就是勞動者子女的教育、就業保障。在若干年前,只要進入技校,就開始計算工齡,也就意味著已經成為了國家職工。在技​​校,不僅學費低廉到能夠保障絕大多數人讀得起,同時在期間每月都有津貼發放,學生不僅可以依靠津貼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甚至還能富餘到可以補貼家庭。而讀中專、大學更是如此。不僅保障絕大多數人的教育能夠進行,而且保障了教育之後的就業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個就業是享有五大保障的就業。

5、養老保障。我們一再強調我們談的是保障,而不是保險。在這點上舉例說明,養老保障就是,你不需要用你的養老金負擔你子女的教育、就業問題;你不需要用你的養老金負擔你的住房問題;你不需要用養老金負擔你的健康問題;你已經退休,更不需要擔心失業問題。

工人階級的五大保障是環環相扣,聯繫緊密一個整體,是共產主義制度建設的一個基礎方向。

首先確認五大保障是保障社會人在社會生存中最基本的需求。因此當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時候,作為人主觀道德力量將發揮最大限度的作用。五大保障所保障的五大生活基本需求,就像五座大山一樣壓迫著人民。因此推翻這五座大山,是人民得到解放的最基本前提。也是解放人民要實現的最基本的要求。

許多人在確認五大保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後,會強烈的表達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實現?這是個重大的問題。但是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了解到,對這個問題的提出,事實上和對五大保障的理解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如果沒有對五大保障理解到一定深度,是不可能正確的提出這個問題。對於五大保障如何實現,既有實現過程前的方式方法的問題,又有實現過程中方式方法的問題,還有實現過程中不同階段的需要考慮的方式方法的問題,等等。最後,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實現五大保障的目的。

對五大保障的理解,關鍵問題就出在對五大保障實現的目的的理解。首先五大保障是否是工人階級最基本的並且目前沒有的需求?顯然這是確定的。那麼實現五大保障,應該說就是工人階級鬥爭的最重大的目標之一。不說是什麼主義什麼制度,主義也好制度也罷,這些都不是工人階級直接的需求。而我們知道,滿足工人階級最根本最直接的需求,恰恰是工人階級鬥爭的實質目標。如果我們的工作和工人階級鬥爭的目標沒有一致性,那麼我要說這是脫離群眾的。高談闊論什麼主義什麼制度,而脫離了階級群眾的實質需求,那麼都是空談,瞎扯淡。

而如何實現五大保障,和對五大保障的理解,有深刻的關聯。五大保障雖然分列出五個項目,但是這五個項目是事實上不可分割實現的項目。比如說養老保障,其他四個保障項目不具備的前提下,還沒到退休年齡就失業了,怎麼享有養老保障?或者說退休了還在還巨額房貸,還要負擔隨著年齡日漸增加的健康危機,還要承擔孩子教育就業乃至成家的前途風險,那麼又哪來的養老保障呢?同樣再比如勞動權利保障,如果失去了其他四項保障的實現,那麼要提供的勞動權利保障從勞動者主觀上就是不可能實現的。也就是說,任何一個試圖單獨實現的保障,都無法克服其他四項保障不實現所形成的客觀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只有對五大保障的整體性有比較透徹的理解,才可能正確提出關於五大保障如何實現的問題。在沒有對五大保障所蘊含的深刻意義有所理解的時候,五大保障只是一個要求,而沒有實現方法。而事實上在討論五大保障具體內容的時候,就已經初步給出了現實方法。沒有看到或者意識到實現方法就包含在五大保障具體內容中的人們,就無法找到正確的實現五大保障的方法。說到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更進一步分析五大保障的內容。

提出五大保障的順序是否有內涵?為什麼是勞動權利保障第一,健康保障第二,基本生存環境第三,子女保障第四,養老保障第五。

我們說五大保障是面向全人類社會的,不是面向某個個人或者某個地區或者某個年齡段的人。那麼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建設,勞動是不是創造社會價值的最基礎條件?那麼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利,是不是一切社會保障的第一前提?如果勞動者的勞動權利得不到保障,我們拿什麼來保障其他四項保障的實現?

勞動權利能否得到保障,有主觀和客觀的條件,現在人們想到勞動權利保障的時候,往往只考慮到客觀的因素,比如不能開除或者辭退勞動者。那如果勞動者主觀原因無法繼續勞動呢?那麼如何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利?比如勞動者健康出問題了,勞動者主觀上要求勞動,但客觀上不具備條件,這個時候要保障勞動者勞動權利,則必須先保障勞動者的健康,這就是保障了勞動者主觀的勞動權利。任何時候討論到勞動者勞動權利保障,都不能只從主觀或者客觀單方面去考慮。保障之所以稱之為保障,就應該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說,不僅在客觀上為勞動者提供不能被剝奪的勞動權利,同時在主觀上,也要提供勞動者實現勞動權利的保障。

保障是方向上的絕對值,不是個別現像上的絕對值。就例如我們說到健康保障。是提供實現健康所需要的一切可能的條件,而不是保證一定能夠解決個別的具體病症。很多人在想到健康保障的時候,往往都直觀的聯繫到了醫療。而忽視了一個問題,之所以要提供健康保障,不僅僅因為這是人的生存最基本需求,也是和勞動權利保障的實現有密不可分聯繫。為什麼要聯繫到勞動權利保障,因為全社會的健康保障所需要的一切物質條件,都肯定來源於勞動者的勞動。因此,健康保障在順序上排到勞動權利保障之後,是有原因的。

那麼在健康保障和勞動權利保障產生聯繫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健康保障的含義絕對不僅僅在醫療問題。勞動者的勞動保護問題,也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同時,和勞動者息息相關的家屬,也同樣必須享有健康保障,這就和前面說到保障勞動者主觀的勞動權利的道理一樣。健康保障,不僅僅是客觀因素的保障,同時也必須是是主觀因素上的保障。全面的健康保障就是,被保障的個體,不會因憂慮家庭成員的健康問題而產生健康問題,不會因勞動過程而產生健康問題,同樣不會因生存環境和年齡等等因素而產生健康問題。這裡指的健康問題,不是指傷病的絕對值,而是問題的絕對值。這裡指的保障不是指現像上的絕對值,而是指方向上的絕對值。

哪怕僅僅是談論到個體的健康問題,我們都不可避免的聯繫到生存環境的因素。這在前面也有提及。生存環境因素和勞動者的健康有密切的聯繫。因此,在考慮健康保障的時候,衣食住行等生存基本環境的保障也就自然而然被提到。健康保障是全方位的保障,基本生存環境的保障是實現健康保障的必要條件,當然也是實現勞動權利保障的必要條件。

我們說的保障對像是全人類社會,那麼基本生存環境就成了一個很龐大的問題。衣食住行,這是生活最基本方面,大多數人都認為到今天最凸出的就是住房。其實結合最近幾年的食品健康問題來談,吃何嘗不也是個凸出的問題呢?僅僅就住房問題而言,如何去保障大多數人都擁有住房保障?那麼這就涉及一個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有可供分配的資源,就必須有勞動者的勞動。然後分配勞動成果最基本的標準,就是保障大多數人的利益。衣食住行基本生存環境的保障,就不簡簡單單是個住房分配的問題了,這其實涉及到了全社會資源的分配問題。也因此我們在公開談論這一項保障的時候,往往會刻意忽略解釋其中更多的含義,而僅僅抓住現今最凸出的住房問題來談。通常認為,居住問題是勞動者組成家庭實現安定生活的必要條件之一,但其實衣食住行基本生存環境的各項要素都是勞動者安居樂業的必要條件。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歷史讓大多數人自然而然的講衣食住行基本生存保障誤以為了人類唯一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事實上要實現這些基本生存環境的保障,就如我們前面說的,必然需要有物質條件具備的前提,而物質條件具備與否取決於勞動者的勞動。有了勞動者的勞動才能產生可供分配的勞動價值,才有可能實現大多數人的基本生存環境保障。

回過頭來說,沒有健康保障的時候,我們又何談基本生存環境保障呢?保障勞動者主觀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環境的實現,健康肯定是前提。有了基本生存環境保障和勞動權利保障和健康保障的這些聯繫,我們知道了這三項保障的不可分割性,和提出順序的含義。那麼僅僅這三項保障中所涉及的根本性問題包括哪些?

前三項保障在現實中其實並無先後實現的順序問題。他們基本上是同步的。而第四項,子女撫養、教育、就業保障。多了個和前面三項保障不同的前提,是勞動者必須是有了子女的前提下,才出現的保障。在這項保障中,部分內涵在前三項保障中已經提供。比如健康保障,比如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環境保障,都是惠及家庭的。這部分主要集中體現在子女的撫養權利上。

那麼現如今談論這一項保障的時候,更多人關注的和引起共鳴的是,教育和就業保障。而這兩個問題,都直接有關一個問題,那就是勞動者勞動權利的問題。或者說,這其實是勞動者勞動權利的延續問題。教育是提高勞動者勞動素質的必須途徑,教育的根本目的服務於勞動權利保障的實施,也服務於五大保障其他各項保障的實現。而就業保障則是更直接被包含在勞動者勞動權利的保障中。同時在後代的教育和就業保障中,還包含了解除勞動者現階段家庭責任的負擔。

同樣的道理,要實現子女的撫養、教育、就業問題,則必須具備一些客觀條件。撫養問題上,必須具備可供保障大多數人公平分配的資源,教育問題上不僅僅是可供分配的資源,還包括教育的目的,為什麼需要教育,也就是教育的方向問題。那麼就業問題,最直觀被理解的必須具備的客觀條件,那就是崗位,或者說是勞動需求。

關於教育保障除了資源分配的問題,為什麼需要教育可能才是真正需要重點理解的問題。通俗的說法,教育是為了就業。而今在現實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接受教育的目的在於獲得一份較好的工作,也就是就業目的。我們知道就業也可以說是勞動,那麼,勞動的目的是為了什麼?顯然我們認為大多數勞動者的勞動目的是為了獲得五大保障。這樣說可能還有些人不容易理解。換個說法,大多數勞動者的勞動目的是為了解決生存需要,當然最直觀的就是所謂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環境的需求。在還沒有五大保障的時期,大多數勞動者不可能有更高的勞動目的。因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他們都還沒有解決,怎麼會又超出現實的更高的勞動目的呢?因此,教育的目的就是勞動的目的,就是為解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對社會大多數人而言,亟待解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不就是五大保障麼?

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就業。那麼就業的保障自然也是教育保障的延續。同時,新的勞動者的勞動權利保障,也就是就業保障。因此,理解就業保障的時候,必須回過頭來對勞動權利保障有深刻的理解。如何保障大多數人的勞動權利,保障大多數人的勞動權利的目的是什麼,大多數人的勞動權利得到保障的後果是什麼,這些問題都必須思考到。

教育的目的或者方向是為了就業,那麼就業的目的和方向我們也談到了,歸納說是為了獲得五大保障。而如果保障就業,可能是許多人有疑問的地方。隨著適齡人口的增加,有沒有那麼多崗位提供?這個問題其實在我們勞動目的的時候就已經有了答案。勞動者的勞動目的,是為了需求。因此,隨著需求的提高,勞動的要求也隨之提高。這也是為什麼說,教育保障必不可少。不斷增加的新勞動力的就業保障是依託於整個五大保障實現的環境下,才能夠得到保障的。為什麼要下這個結論?因為我們這裡談的就業保障,是指具有五大保障的就業,而不是大多數人通常概念裡的沒有五大保障的就業。

因此回頭說,在討論子女撫養、教育、就業問題的時候,我們都將不可避免的回顧到前面談及的前三項保障內容。並且需要加深對前三項內容的理解。這樣,我們才可能理解子女撫養、教育、就業保障的更具體含義。因為撫養、教育、就業這三個具體對象,都是有豐富內容的,什麼樣的撫養,什麼樣的教育,什麼樣的就業。分別是有健康保障和基本生存環境保障的撫養,有就業保障的教育,有五大保障的就業。每一個環節都有相關性,都有必然聯繫。

最後一項,養老保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之前已經提及一些具體的內涵。也就是說,養老保障是指,勞動者退休後不需要用養老金負擔子女問題,不需要用養老金負擔住房等最基本生存環境保障問題,不需要用養老金負擔健康問題,這一切的前提都是,他作為勞動者已經完成了社會化生產的勞動義務,退休了。

而養老保障要實現,同樣是具有必備前提的。沒有勞動者的勞動,就不可能具有可供分配的養老保障所需的資源。這裡面涉及的一個根本問題,其實前面也曾談到,那就是資源分配的問題。資源產生,到分配,所依據的原則性問題。我們一再強調,保障的對像是社會大多數人們,這就決定了資源分配的原則,是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原則。因此回到第一個保障項目,那就是勞動者勞動權利的保障。只有在勞動者勞動權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實現五大保障所必須的物質基礎。同時勞動者勞動權利的保障,必須是和其他四項保障同步實現的。否則根本體現不了“保障”的真實內涵。

說到這裡,五大保障的實現辦法,是不是呼之欲出了呢?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可能是相當多頭腦復雜的人們會提出疑問的。就是如何保障這五大保障的貫徹實施。我想這個問題留到以後再談吧。因為我的觀點是,我們在闡述五大保障內涵的時候,就已經間接的回答了這個疑問。

关于五大保障,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基本权利

转载自红楼主 原文链接:http://hongga.ga/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563&extra=page%3D1

五大保障分别指:

1、劳动权利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是不容剥夺的。若干年前工厂的厂长书记都不能开除国家职工,在八十年代有个词形容这样的现象,就是“铁饭碗”。这个保障的指的具体现象就是,劳动者不会面对失业的压迫,从而保障了劳动者劳动自由的权利。

2、健康保障。我们在谈五大保障的时候,一再强调谈的是保障,而不是保险。因此我们说健康保障,就绝对不是指简单的医疗保险。举例说明什么是健康保障,就是如果国家职工的孩子生病住院,那么在整个治疗过程,甚至会包括治疗前后的往返医院的过程,不会对国家职工造成额外的经济负担。不仅仅是孩子的医药费全额由国家出,并且包括在期间国家职工到医院照顾孩子,不会被扣工资,甚至还有补贴。还可以举例说明,比如某工厂的职工生病住院,从决定送他去医院开始,全程都由工厂负担所有成本,甚至在其住院期间的陪护,都是由工厂派出的他的工友承担,这些承担陪护工作的工友不仅不扣工资,而且还有发补贴。我们说的健康保障,是惠及国家职工直系亲属的,以健康为目的的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体现在医疗事件中,同时也充分体现在劳动过程中。

3、衣食住行生存环境保障。且不去解释过去粮票,布票等等票据实现的分配保障功能,就看到今天最凸出的就是住房保障。

4、子女的抚养、教育、就业保障。在今天最凸出的问题就是劳动者子女的教育、就业保障。在若干年前,只要进入技校,就开始计算工龄,也就意味着已经成为了国家职工。在技校,不仅学费低廉到能够保障绝大多数人读得起,同时在期间每月都有津贴发放,学生不仅可以依靠津贴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甚至还能富余到可以补贴家庭。而读中专、大学更是如此。不仅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教育能够进行,而且保障了教育之后的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就业是享有五大保障的就业。

5、养老保障。我们一再强调我们谈的是保障,而不是保险。在这点上举例说明,养老保障就是,你不需要用你的养老金负担你子女的教育、就业问题;你不需要用你的养老金负担你的住房问题;你不需要用养老金负担你的健康问题;你已经退休,更不需要担心失业问题。

工人阶级的五大保障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一个整体,是共产主义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方向。

首先确认五大保障是保障社会人在社会生存中最基本的需求。因此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作为人主观道德力量将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五大保障所保障的五大生活基本需求,就像五座大山一样压迫着人民。因此推翻这五座大山,是人民得到解放的最基本前提。也是解放人民要实现的最基本的要求。

许多人在确认五大保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会强烈的表达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实现?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到,对这个问题的提出,事实上和对五大保障的理解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如果没有对五大保障理解到一定深度,是不可能正确的提出这个问题。对于五大保障如何实现,既有实现过程前的方式方法的问题,又有实现过程中方式方法的问题,还有实现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需要考虑的方式方法的问题,等等。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实现五大保障的目的。

对五大保障的理解,关键问题就出在对五大保障实现的目的的理解。首先五大保障是否是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并且目前没有的需求?显然这是确定的。那么实现五大保障,应该说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重大的目标之一。不说是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主义也好制度也罢,这些都不是工人阶级直接的需求。而我们知道,满足工人阶级最根本最直接的需求,恰恰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质目标。如果我们的工作和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没有一致性,那么我要说这是脱离群众的。高谈阔论什么主义什么制度,而脱离了阶级群众的实质需求,那么都是空谈,瞎扯淡。

而如何实现五大保障,和对五大保障的理解,有深刻的关联。五大保障虽然分列出五个项目,但是这五个项目是事实上不可分割实现的项目。比如说养老保障,其他四个保障项目不具备的前提下,还没到退休年龄就失业了,怎么享有养老保障?或者说退休了还在还巨额房贷,还要负担随着年龄日渐增加的健康危机,还要承担孩子教育就业乃至成家的前途风险,那么又哪来的养老保障呢?同样再比如劳动权利保障,如果失去了其他四项保障的实现,那么要提供的劳动权利保障从劳动者主观上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试图单独实现的保障,都无法克服其他四项保障不实现所形成的客观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只有对五大保障的整体性有比较透彻的理解,才可能正确提出关于五大保障如何实现的问题。在没有对五大保障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有所理解的时候,五大保障只是一个要求,而没有实现方法。而事实上在讨论五大保障具体内容的时候,就已经初步给出了现实方法。没有看到或者意识到实现方法就包含在五大保障具体内容中的人们,就无法找到正确的实现五大保障的方法。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更进一步分析五大保障的内容。

提出五大保障的顺序是否有内涵?为什么是劳动权利保障第一,健康保障第二,基本生存环境第三,子女保障第四,养老保障第五。

我们说五大保障是面向全人类社会的,不是面向某个个人或者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年龄段的人。那么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劳动是不是创造社会价值的最基础条件?那么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是不是一切社会保障的第一前提?如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我们拿什么来保障其他四项保障的实现?

劳动权利能否得到保障,有主观和客观的条件,现在人们想到劳动权利保障的时候,往往只考虑到客观的因素,比如不能开除或者辞退劳动者。那如果劳动者主观原因无法继续劳动呢?那么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比如劳动者健康出问题了,劳动者主观上要求劳动,但客观上不具备条件,这个时候要保障劳动者劳动权利,则必须先保障劳动者的健康,这就是保障了劳动者主观的劳动权利。任何时候讨论到劳动者劳动权利保障,都不能只从主观或者客观单方面去考虑。保障之所以称之为保障,就应该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不仅在客观上为劳动者提供不能被剥夺的劳动权利,同时在主观上,也要提供劳动者实现劳动权利的保障。

保障是方向上的绝对值,不是个别现象上的绝对值。就例如我们说到健康保障。是提供实现健康所需要的一切可能的条件,而不是保证一定能够解决个别的具体病症。很多人在想到健康保障的时候,往往都直观的联系到了医疗。而忽视了一个问题,之所以要提供健康保障,不仅仅因为这是人的生存最基本需求,也是和劳动权利保障的实现有密不可分联系。为什么要联系到劳动权利保障,因为全社会的健康保障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肯定来源于劳动者的劳动。因此,健康保障在顺序上排到劳动权利保障之后,是有原因的。

那么在健康保障和劳动权利保障产生联系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健康保障的含义绝对不仅仅在医疗问题。劳动者的劳动保护问题,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和劳动者息息相关的家属,也同样必须享有健康保障,这就和前面说到保障劳动者主观的劳动权利的道理一样。健康保障,不仅仅是客观因素的保障,同时也必须是是主观因素上的保障。全面的健康保障就是,被保障的个体,不会因忧虑家庭成员的健康问题而产生健康问题,不会因劳动过程而产生健康问题,同样不会因生存环境和年龄等等因素而产生健康问题。这里指的健康问题,不是指伤病的绝对值,而是问题的绝对值。这里指的保障不是指现象上的绝对值,而是指方向上的绝对值。

哪怕仅仅是谈论到个体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不可避免的联系到生存环境的因素。这在前面也有提及。生存环境因素和劳动者的健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考虑健康保障的时候,衣食住行等生存基本环境的保障也就自然而然被提到。健康保障是全方位的保障,基本生存环境的保障是实现健康保障的必要条件,当然也是实现劳动权利保障的必要条件。

我们说的保障对象是全人类社会,那么基本生存环境就成了一个很庞大的问题。衣食住行,这是生活最基本方面,大多数人都认为到今天最凸出的就是住房。其实结合最近几年的食品健康问题来谈,吃何尝不也是个凸出的问题呢?仅仅就住房问题而言,如何去保障大多数人都拥有住房保障?那么这就涉及一个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有可供分配的资源,就必须有劳动者的劳动。然后分配劳动成果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衣食住行基本生存环境的保障,就不简简单单是个住房分配的问题了,这其实涉及到了全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也因此我们在公开谈论这一项保障的时候,往往会刻意忽略解释其中更多的含义,而仅仅抓住现今最凸出的住房问题来谈。通常认为,居住问题是劳动者组成家庭实现安定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其实衣食住行基本生存环境的各项要素都是劳动者安居乐业的必要条件。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历史让大多数人自然而然的讲衣食住行基本生存保障误以为了人类唯一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事实上要实现这些基本生存环境的保障,就如我们前面说的,必然需要有物质条件具备的前提,而物质条件具备与否取决于劳动者的劳动。有了劳动者的劳动才能产生可供分配的劳动价值,才有可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环境保障。

回过头来说,没有健康保障的时候,我们又何谈基本生存环境保障呢?保障劳动者主观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环境的实现,健康肯定是前提。有了基本生存环境保障和劳动权利保障和健康保障的这些联系,我们知道了这三项保障的不可分割性,和提出顺序的含义。那么仅仅这三项保障中所涉及的根本性问题包括哪些?

前三项保障在现实中其实并无先后实现的顺序问题。他们基本上是同步的。而第四项,子女抚养、教育、就业保障。多了个和前面三项保障不同的前提,是劳动者必须是有了子女的前提下,才出现的保障。在这项保障中,部分内涵在前三项保障中已经提供。比如健康保障,比如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环境保障,都是惠及家庭的。这部分主要集中体现在子女的抚养权利上。

那么现如今谈论这一项保障的时候,更多人关注的和引起共鸣的是,教育和就业保障。而这两个问题,都直接有关一个问题,那就是劳动者劳动权利的问题。或者说,这其实是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延续问题。教育是提高劳动者劳动素质的必须途径,教育的根本目的服务于劳动权利保障的实施,也服务于五大保障其他各项保障的实现。而就业保障则是更直接被包含在劳动者劳动权利的保障中。同时在后代的教育和就业保障中,还包含了解除劳动者现阶段家庭责任的负担。

同样的道理,要实现子女的抚养、教育、就业问题,则必须具备一些客观条件。抚养问题上,必须具备可供保障大多数人公平分配的资源,教育问题上不仅仅是可供分配的资源,还包括教育的目的,为什么需要教育,也就是教育的方向问题。那么就业问题,最直观被理解的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那就是岗位,或者说是劳动需求。

关于教育保障除了资源分配的问题,为什么需要教育可能才是真正需要重点理解的问题。通俗的说法,教育是为了就业。而今在现实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接受教育的目的在于获得一份较好的工作,也就是就业目的。我们知道就业也可以说是劳动,那么,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显然我们认为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目的是为了获得五大保障。这样说可能还有些人不容易理解。换个说法,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目的是为了解决生存需要,当然最直观的就是所谓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环境的需求。在还没有五大保障的时期,大多数劳动者不可能有更高的劳动目的。因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他们都还没有解决,怎么会又超出现实的更高的劳动目的呢?因此,教育的目的就是劳动的目的,就是为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对社会大多数人而言,亟待解决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不就是五大保障么?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就业。那么就业的保障自然也是教育保障的延续。同时,新的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保障,也就是就业保障。因此,理解就业保障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对劳动权利保障有深刻的理解。如何保障大多数人的劳动权利,保障大多数人的劳动权利的目的是什么,大多数人的劳动权利得到保障的后果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必须思考到。

教育的目的或者方向是为了就业,那么就业的目的和方向我们也谈到了,归纳说是为了获得五大保障。而如果保障就业,可能是许多人有疑问的地方。随着适龄人口的增加,有没有那么多岗位提供?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劳动目的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答案。劳动者的劳动目的,是为了需求。因此,随着需求的提高,劳动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这也是为什么说,教育保障必不可少。不断增加的新劳动力的就业保障是依托于整个五大保障实现的环境下,才能够得到保障的。为什么要下这个结论?因为我们这里谈的就业保障,是指具有五大保障的就业,而不是大多数人通常概念里的没有五大保障的就业。

因此回头说,在讨论子女抚养、教育、就业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将不可避免的回顾到前面谈及的前三项保障内容。并且需要加深对前三项内容的理解。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子女抚养、教育、就业保障的更具体含义。因为抚养、教育、就业这三个具体对象,都是有丰富内容的,什么样的抚养,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就业。分别是有健康保障和基本生存环境保障的抚养,有就业保障的教育,有五大保障的就业。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关性,都有必然联系。

最后一项,养老保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前已经提及一些具体的内涵。也就是说,养老保障是指,劳动者退休后不需要用养老金负担子女问题,不需要用养老金负担住房等最基本生存环境保障问题,不需要用养老金负担健康问题,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他作为劳动者已经完成了社会化生产的劳动义务,退休了。

而养老保障要实现,同样是具有必备前提的。没有劳动者的劳动,就不可能具有可供分配的养老保障所需的资源。这里面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其实前面也曾谈到,那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资源产生,到分配,所依据的原则性问题。我们一再强调,保障的对象是社会大多数人们,这就决定了资源分配的原则,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原则。因此回到第一个保障项目,那就是劳动者劳动权利的保障。只有在劳动者劳动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五大保障所必须的物质基础。同时劳动者劳动权利的保障,必须是和其他四项保障同步实现的。否则根本体现不了“保障”的真实内涵。

说到这里,五大保障的实现办法,是不是呼之欲出了呢?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相当多头脑复杂的人们会提出疑问的。就是如何保障这五大保障的贯彻实施。我想这个问题留到以后再谈吧。因为我的观点是,我们在阐述五大保障内涵的时候,就已经间接的回答了这个疑问。

2019年初,在珠三角谈谈工人阶级和工运和工人工作有关

转载自红楼主 作者:石秋 原文链接:http://hongga.ga/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882

东莞的工厂数量非常庞大,这点在许多人的认知里,是个模糊概念。因为东莞的工人运动,绝大部分都是工人自主运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且运动效率较高,往往是半个月不到就基本走完一场运动全程。据官方统计,至2017年底,东莞主营业务营收超过2000万的工业企业,有7667家。

深圳的工厂数量实际不比东莞少,但因为工业面积不如东莞,且深圳是改革开放前沿,承担了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的职能,所以工业不是深圳的单一旋律。同时也正因此,深圳的工人,比东莞工人,在视野上,开放性,技术性,和斗争意识等方面,都远高于东莞。据官方统计,至2017年底,深圳主营业务营收超过2000万的工业企业,有7944家。

然后,深圳和东莞紧邻,因此深莞工人相互渗透度,也较高。由此,在这两个地区发生的工人运动,很多时候比较类似。

大约从2012年起,深莞工人开始出现明显的迁徙迹象。从深莞向长三角、福建、湖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迁徙。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虽然没有能力跟进服务,却能够估计到,深莞工运经验必然在迁徙中发生着不为人所知的传播。

2013年,标志着深莞工运最高成就的运动结束,工厂迁徙也迈向高潮。随之,从2015年起,珠三角工业开始缓慢但明显的恢复增长。这里面有个背景因素必须知道,那就是海外市场在萎靡,国内市场在增长,海外扩展在加剧,国内基建在蓬勃。

最近一组数据公布,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2017年为4.3118万家,2018年为4.7456万家。同期,江苏2017年为4.8137万家,2018为4.5675万家,2017年度-2018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全国排名前5的地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其中只有广东是正增长(而且增速高达10%,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其他全部都是负增长。

最近发布虚假内容的自媒体咪蒙团队宣布,微信公众号停更2个月,微博关停。说明了什么?微信公众号是单向传播,封闭互动,有利于骗子生存,而微博是多向传播,开放互动,不利于骗子继续混IP。

换个角度,那些手握资本,网页搞得漂亮,内容更新频繁,高举各种伪劣工宣信息的网站,但却很少能“捕获”到工人群众读者。说明了什么?

毛主席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看到的各种与工人主题相关的文章中,丰富多彩的观点里,有多少其实就真是没有调查也揣紧着发言权的现象呢?

2019年春节,深圳知名工厂德昌电机,要求工人加班加点,春节仅放假1天。2008年我访谈富士康工人,多名工人向我提到,在此之前,曾有过1年365天上班的经历。2009年五菱运动之初,工人试图以有关领导干部腐败为由发起诉讼,后及时扭转方向以不满薪酬为主诉求扩大工人联系,最终实现该公司此后逐步大幅提升工人薪资。2010年南海本田运动,车间工人对我们工作人员说,他们不认识也不知道代表团是哪些人,总之行动的目标是加薪,所以各个车间工人都会积极响应,至于其他的,呵呵。2010年龙岗区某厂1个多月,陆续进行6场运动,工人诉求非常简单,加薪改善福利,6次运动节节高,最终实现高达30%幅度的加薪和劳时合理化调整,全程工人没有提出任何与加薪和改善劳动待遇无关的诉求。也是2010年龙岗,某厂工人抓住关键时刻占领厂区,迫使资方同意补偿历史加班费,和执行法定标准加班费,全程斗争尖锐程度极高,资方反应极为激烈。还是2010年,高埗裕元一厂、三厂,和六厂,分别举行运动,焦点都指向加薪,也都获得了加薪最低100元/月的成果。2011年某原国企工厂,职工围困厂领导三天三夜,最终迫使卖厂计划破产,过程中该厂共产党员发挥了关键作用。2012年深圳富士康工潮,高峰时一个月,劳动仲裁80%案子系富士康工人仲裁申请,归到源头都是要离开富士康的节奏和不再珍惜富士康岗位的情怀,谁能想到,他们并无丝毫感激那些迫使富士康执行三班倒的伪劳权组织。2013年的深圳注定是不平凡的,1起运动工人彻底把工厂抵押拍卖,偿付了工资和工龄补偿金,1起运动工人成功通过工会管道迫使资方加薪1700元,最后1起运动,更是深莞工运近二十年的终极案例。到了2014年高埗裕元运动,3月工人预热组成小组准备清水公园活动,4月5日清水公园活动开启集体谈判,17日车间工人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希望这次行动能再次加薪若干,25日在各Q群里呼吁加薪诉求的工友纷纷被移除群,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被多个群移除,呵呵。

在过去10年间,我们曾接待过不少奔着工运话题而来的访问。每次我都会试探的听听对方,对于工人状况,工运认知,工人权利的表述。这其中有被称为专注此方向的学者,也有来自马列方向理论派引领而来的年轻人,学者本就是学者,我的幻想其实就是幻想,他们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立场,也不可能背离他们现实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利益,向工人阶级立场靠拢,所以最终我也不意外学者对这个方向的兴趣背后的无趣。但是,对于貌似持有马列方向热情的年轻人,可以说是意外吧,也几乎无一个真正显示出对工运有关注有观察有认真态度,呵呵。这其实让我回想起另一个案经验,某个曾经吹牛吹出轰轰烈烈气势的托派小伙,我问他家乡的工人状况,他居然能够堂而皇之回我说,一无所知。连身边的工人状况都一无所知的关注工人权益的托派,啊呀,对,是托派,这才是真的托派。

珠三角其实有许多工人状况的典型现象。2008年以前的富士康,大宿舍,三层高低床,从三层坠落身亡的工人,并不罕见。2012年以前,包括比亚迪在内的深圳大多数工厂,均对自离员工克扣离职前最后一个月工资的处理。比亚迪某部门曾发生一起3000人运动,结果资方管理层迅速调动3000人进行整体顶岗,并将参与运动的3000名工人集体解雇,平息了此次运动。还有曾经某个厂,一年时间陆续发生超过12起运动,某个厂一个月时间陆续发生6起运动,某个厂一周时间陆续发生3起运动……这些运动无一不取得胜利,全都是加薪胜利。这还不够,多样性方面,2012年,上千名在富士康实习的学生工举行了集体维权,成功避免了一次富士康内部人与劳务公司勾结侵吞学生工资的事故。这个过程中,没有罢工,也没有园区外的游行示威……这些都是案例简单的现象,事实上,每一个运动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几个,集体。这里提一下,如果真正发动、组织,和领导过一次工运,那么你就会真正的理解,什么是集体,工人阶级的集体,集体力量。那么你就会理解到,那些从未深入过工运的工运理论家们,是多么的深刻。

从珠三角迁徙到长三角的工人,谈起两地差异的时候,大多数都会提到一点,落后。是的,他们用珠三角的经验对照长三角的时候,就会发现,身边的工友们,对组合运动,缺乏常识和动力,而身边的环境,也缺乏珠三角那种劳权宣传在身边的感觉和触动。其实我并不能很直观和深刻的理解他们所描述的这种差别,但是我确实能够想象到,他们提起的珠三角工业区环境。2008年我在各个工业区走访的时候,在一些工业区看到随处可见的劳动法相关的宣传招贴或指示牌,也挺惊讶。

深莞显然是珠三角最特殊的存在。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试验田,而东莞,被称为“世界工厂”。所以,即使在珠三角,也没有哪个地区比深莞两地更开放,城市束缚力更弱,劳资冲突环境更纯粹。这也是为什么深莞两地工运案例中,我们常常会有个体会,就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力量普遍不强的原因所在。特别提示一点,深莞两地和广州的区别,深莞工运队伍中,广东籍的工人身影较少出现,而广州因为本身是省会的缘故,广东籍工人的影响力相对深莞是明显许多。

在2012年以前,是这样的明显。但到了2012年以后,特别是2014年之后,由于产业转移,深莞工人岗位出现了明显减少,再加上80后学生工的年龄因素,越来越多代表深莞工人斗争实力的工人离开了珠三角,或者回乡创业,或者尝试到长三角和成都/武汉/郑州等地谋求职业生涯更高阶段,又或者……个中深层次原因不一一道来。总之,现象就是,2014年之后,到2018年,整个深莞地区,工运数量和质量均出现断崖式下降(注意,我的观点一定是被质疑的。所以需要在这里特别提一个关键现象,2014年以前珠三角工运诉求多数是要求加薪和改善劳动待遇,属于高标维权,而之后虽然工运数量上的信息似乎也不少,但大部分运动诉求跟资方关厂/搬迁有关,属于底线维权。)。然而不仅如此,事实上整个珠三角在这几年,工运数量和质量均呈现明显的低潮。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富士康为例,四川(成都)、湖北(武汉)、山西(太原)、山东,河南,乃至北京,这些地区富士康的工厂员工人数都在当地堪称大厂,超级大厂。据说,整个河南的富士康员工已超过25万人。即使是最近的迁徙,譬如河源,也承接了不少深莞大厂。

在这些新工业相对落后的地区,我能想象工人和我提及到长三角之后与珠三角对比的,差异。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让我们与工人状况调研有些脱节的时候,产生一点茫然。这里一个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进入了一个怎样的阶段?

我们都知道,在各种扛着关怀工人劳苦的资本力量疯狂攻击富士康连环跳事件之后,富士康被迫邀请了包括国外第三方,和深圳本地各种第三方,进入工业园区,参观富士康,检查富士康,讨论富士康,消费富士康……再然后,富士康响应所谓社会关怀工人劳苦的声音,将两班倒调整为三班倒,而且依法调整社保缴费标准,同步为了缓解因此攀升的用工成本(注意,这里的用工成本增加与工人利益无关,缓解用工成本增加则与工人利益有关),富士康宿舍开始收费,吃饭开始收费,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地建厂节奏开始飙升,这里有个小插曲,成都富士康匆忙进场开工,后来发生了爆炸事故。是的,这一切最终都要工人买单。当富士康被迫执行三班倒之后,此前不愁招工的富士康开始不得不跟劳务派遣公司合作,使用派遣工应对招工困难局面。我们知道,在三班倒之前,富士康普工招工处外面,应聘的工人排队三天三夜,才得以面试机会。然而,高谈富士康跳楼事件的人们,是不肯解释这个现象的。当然,我们也无法在那些手握资本,网页搞得漂亮,内容更新频繁,高举各种伪劣工宣信息的网站上,看到这类现象的关注和解释。

深莞工人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无法从互联网直接得到靠谱数据。但是如果关心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从一些公开信息中,进行推算估计。所以,此问题的结论并无太高技术含量,但却有比较高的推算成本。写这篇文章我没准备去搜集资料专门推算这个问题,也不打算给出个深莞工人在增加或者减少的靠谱结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这其实能够比较可靠反映现实。只是其中有两点前提必须知道,那就是劳务派遣,和工业自动化对工人岗位的影响。

2017年的时候,曾经有组织发布过深圳企业用工数排名,数据来源社保局。在该排名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单个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人数已经超越了比亚迪单个工业园区。但其中数据的真相,我们其实也无从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派遣公司,什么样的派遣方式,什么样的利益输送,什么样的资本背景……还有什么样的劳权保障机制。

有一个片段现象也是值得注意,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的学生工进入市场,开始常见。同时大专及以上毕业生数量显著增长。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型的普工,收入分化加剧,可以预期。再另方面,服务业岗位集聚增加,不少工厂工人向服务业转移,比如快递,外卖,以及物流公司岗位……工人状况太多太多信息需要关注,缺乏关注,更缺少非官方的实务应用。

2007年的时候,东莞曾经有家工厂发生了七千人规模的运动,但随后没多久,这家工厂就没了,如今即使在百度上,也搜索不到该厂的存在。我访谈到曾经该厂的员工,说起当年的运动,仍然激情澎湃,感觉很有力量。在这个时候,工人身上能清晰的感觉到,一种对工人力量的自信和勇敢。2013年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关于集体谈判的国际会议上,听到某个大学老师讲起他蹲点广州的工人村,接触那些“罢工能手”们,从他们的故事里,他发现,中国工人的运动和欧美工运比起来,是不需要申请的,也不需要提前告知的,这让他谈起来显得有些亢奋状态。而事实上,他说到的完全不是秘密现象,反而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从来没有想过有什么稀奇或者不妥的。

在近十多年来数不胜数的工人集体斗争事件中,因为工人没有像通钢运动那样,对运动赋予反对私有化的标签,也没有在运动中强调过对国有资产的归属情怀,所以,即使工人们组织实施了比通钢事件参与人数更大,组织化程度更高,对劳动法落实更有实际推力,对资本剥削政策的影响更强烈的工人运动,也不会成为理论派目光所及的工人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理论派塑造的那个“左翼学生”群体,也就自然而然无论如何努力,也融不进深莞工人运动中。在拼命也融不进去的时候,于是就发生了自嗨类型的激进反应。严格上讲,激进反应最后造成,左翼学生自身承担责任,而理论派则丝毫不承担责任的后果,是意料之中的教训。

这里必须重提一个关键原则:从结果定性过程。排除随机概率,正确的过程,不绝对带来正确的结果,但是错误的结果,必然来自于不正确的过程。因此,对努力融入工运的左翼学生,失败的结果说明了其过程的错误。失败的左翼学生,说明了启发和教育他们的老师们的失败。即使这些人自己都拒绝从失败结果顺逻辑往深入推理,最后能给他们选择的方向,仍然主要有两个,继续在错误的指导下向错误的方向迈起错误的步伐走下去,或者怀疑曾经的老师们,开始严格以毛泽东思想要求自己,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愿望驾凌在群众利益需求之上,不要用少数群众的利益挑战多数群众的权利,不要以“代表工人利益”的“先进分子”角色,做工人群众面前自以为的高贵者,崇高者,实质被工人群众漠视的理想主义者。更不要成为老师们的后继者,端着在大学殿堂里,当着某种“殿堂级人物”。

因为,从中国工人数之不胜的斗争运动中,人们能够轻易分辨出,这里面没有哪位“殿堂级”老师的身影,即使南海本田运动,常凯更多是在蹭南海本田运动的热度,而并未成为这场运动中的要件。所以,有没有这些老师们,并不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运动如何发展和取得怎样的结果。老师们,也就是自嗨者,有时能跟着工人斗争的高潮而高潮,有时完全就两个世界的节奏,嗨得跟工人无关的亢奋。

从2017~2018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增长信号看来,广东工人岗位缩减的势头可能会得到缓解,该地区工人阶级的影响力或应调整评估。这是我想起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变化?或者是波段效应,缩减和增长都有时,又或者是整体形势变化的信号,广东毕竟在现代工业领域起着引领作用。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换句话说是岗位的增加。那么带来一个可能的问题,劳动力成本。早在两年前,我们就多次听到工人反映,东莞工资水平已经有些落后于内地,例如郑州,成都等地。那么企业数量的增加,岗位的增加,工人能增加么?工业自动化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有多大影响?

这里要提一个方向的关注点,深汕特别合作区,以及正在增强承接能力的河源和潮汕地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等。作为国内资本出击海外市场的路径,一带一路其中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分。那么,继续推动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似乎是中央规划?和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外向型区别在于,过去是三来一补,现在则是类似华为、步步高、中兴、传音,和美的,格力之类的国内资本出海。注意,公开信息显示,中国品牌手机已成功占领全球大部分市场,而空调之类家电,中国产量早已雄踞全球头把交椅。特别是空调,一般人可能都无法想象,中国的产量已经占全球产量的75%。这其实是被动和主动的区别,是引进和输出的差异,中国资本发展的两个态势迥异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理解,珠三角现在和未来一个时期,在中国工业的地位和角色。从而联系到,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我们都无法拒绝想象,在未来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分布图里,珠三角的比重或许仍将占据制高点的之一。

如果觉得仅仅这样的关注点还不够联想,那么另一个宏观焦点值得注意,城市化。在目前阶段的中国,城市化规模最大的地区是哪个?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翼都可以作为候选。从常住人口数量来看,珠三角显然远不如长三角,仅仅上海往那一蹲,珠三角就没有哪个城市人口达到上海的规模。但仅仅以常住人口来衡量工人阶级力量,京津翼城市集群人口数无疑是最大的。由此可见,三大城市集群在未来,必然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重要的场景。无论产业如何迁徙,三个城市集群地区,都有着无法替代的优势和发展必要性。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需要考量其他主客观因素对我们判断选择的影响。比如对比发现,华为、中兴、步步高、格力、美的、比亚迪,广汽等,在珠三角,华硕、广达、仁宝、上汽等,在长三角。

显然,珠三角的工运在过去十多年里,出现在社会大众视野里的频率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在珠三角民间的活跃力量,以及地区的开放性,都远较其他地区更强大。换而言之,我们在珠三角基层深耕多年,得以最大程度接触到,比经过媒体加工放大的资讯,更加具体和深刻的信息。由此基础,或者对于我们来说,珠三角工人阶级力量的形成和未来预期,都远高于其他地区。所以,很有些年理论派散布珠三角对标美国底特律的言论,对我们的影响是逆向的。在珠三角如此庞大的产业基础之下,在资本布局如此重要的背景下,在地区产业如此完备的环境下,在如此富有活力的工人阶级群众基础的条件下,在地理和人口因素如此重要的影响下,珠三角会对标底特律?呵呵。

三大城市集群中,珠三角是唯一一个没有直辖市的地区,而且珠三角在近四十年的定位,也是三大城市集群中,唯一一个直接对接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体的地区。注意,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哪个地区的产业环境,对亚非拉和欧美日的影响能超越珠三角地区。由此可见,将珠三角简单的对标底特律,或者是理论派最典型的高瞻远瞩之一吧。

然后或许是因为以上原因,珠三角有着超乎一般想象的丰富案例。这里提示两组例子,一是伟创力,二是格力。与他们对标的是富士康和美的。对相关产业熟悉的应该知道,伟创力是全球电子代工模式的创始企业,曾经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商。后来被依托中国技工和资本环境支持的富士康打败。而格力不用解释,董小姐是它的代言人。那么这两组例子的对比差异是怎样的?伟创力和格力,都曾经发生影响深远持续长久的工潮(注意,这里指的工潮是,许多工人运动事件在一定时期陆续发生,形成潮涌态势的工运之潮)。而富士康和美的,虽然工人斗争事件也从未消失过,但相较而言,更像乖宝宝的样子,几乎从未发生过能称为工潮的阶段事件。

是的,资本剥削活动中的管理模式,对工人集体力量的形成,影响重大。好在,珠三角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本形态,也由此带来丰富的资本管理形态。首先,不同的管理模式吸引到的工人不同,对工人的反剥削活动的影响不同,这就导致,一样年龄段一样学历背景一样家庭背景的外来工,进入伟创力和富士康之后,会发生不一样的反剥削形态。广为人知的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和乏人关注的伟创力工潮,就是这样的背景下的差异(这个话题引申下去太多信息,暂且不表)。

2008年以前,珠三角的学生工主要是高中/中专背景为主,但到了2018年,学生工群体中,大量高中以下,甚至初中以下学历的娃娃工粉墨登场。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和分析,2014年以前的珠三角工运案例,就会发现,学生工的作用在其中,何其强大和关键。那么2014年之后,2018年以后呢?我们有哪些预期?

90后工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这是许多人能够想象到的必然。但是90后工人的组成特点有哪些?目前来看,我们暂时还没有条件做细致的调查和梳理。这显然是很重要的事情。2018年,格力的年终奖至今没有发放,按照此前董小姐的意思,要求大家忍两年,给格力时间。可是,2017年的年终奖,和2018年没有年终奖,落差带来的是什么?是大家的不满和愤怒,这个必然。于是,在一次次问一次次没消息之后,今天2月2日了,格力的年终奖,凉凉了。

是的,无论80后,还是90后,工人们聚焦的都是劳动报酬。这也是大家在现状下,永恒的焦点和噪点。所以,毫无疑问年龄可消沉,文化可消沉,素质可消沉,关乎每个人利益的奋斗,不可能消沉。工人阶级的发展,不随我们打盹而停顿。这在工运进入低潮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放松对工人状况关注的认真态度,不能忽视各种与工人状况有关的动静和现象。在这个背景下,方有可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节奏。比如,在劳务派遣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劳务公司资本开发的各种APP,成为我手机上的常备应用。在这些应用里,首先能够直观的观察到劳务市场的广告工资,其次还能轻易的发现,工人对薪资水平的预期值,以及现状下工人对薪资和工作环境的反应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感同身受的去理解和分析。

也就在今天,在东莞诸多工业区的公交车站台上,我看到“工务圈”的APP巨幅广告。这是寄生在工人劳动上的又一朵奇葩。就好像曾经被媒体夸耀的“农民工司令”一样,其实只是个劳务派遣的资本家,寄生在工人劳动上肥美绽放的奇葩,但却被包装成为工人服务的不明觉厉的好心人。这样的例子说明,在工人阶级没有觉悟的时候,它就是个熟睡着,任人摆布和榨取血肉的庞然大物。以工人阶级之名,就彷如以自由之名发出璀璨的,罪恶。

在这样的现实之中,我们还能有多少幼稚和幻想可以堂而皇之?我们还有多少天真要留给这个谎言包裹着一切的时代?注意注意注意,中国工人阶级的主旋律不是诉苦不是诉苦不是诉苦,而是奋斗奋斗奋斗。像列宁所说,“是平凡的,不显著的,是隐藏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大声喊叫自己的每个成绩的人们做出来的”,伟大而英勇的奋斗。

随着光阴流转,珠三角的农民工越来越少,学生工越来越成为主流,而原城镇职工正在退出历史舞台。2019年从某个意义上讲,可能是充满机会的一年。因为2018年,在深圳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影响深刻的社运教案。在这样的契机下,那些企图将工人带入歧途的力量被极大削弱,基层工会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工人服务,将迎来更有意义的转变。这非常值得期待,这份期待内核深刻而丰富。(2019.2.3)

附言:我的时间总是最宝贵的,所以总是没有办法对写过的文字进行校对和再三斟酌,写过就写过了,有不严谨的地方,错漏的地方,不恰当的地方,令人产生不良反应的地方等等,请相信都不是我有恶意或故意。此文就此暂告段落。欢迎交流,无惧批评,请勿马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