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工人如何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鬥爭的內幕曝光出來，那麼我覺得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炫耀（或賣弄甚至出賣），是極大的對工人階級的傷害。所以，在每次談論到中國工人階級鬥爭運動的時候，我們都不得不再三的思量，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有時候也會判斷失誤，說了不應該說的事情，或者沒說應該說的事情。
其實在中國工人階級中，人們並不會把自己鬥爭的價值看得多麼隱秘，也不會刻意的覺得應該對鬥爭運動中的經驗和教訓做專門的總結歸納和闡述。所以，即使我們把工運的真正內幕講出來了，料定也不會有工人會站出來反對。但是，如果工人自己不能講出來的內容，我們又為什麼一定要講出來呢？
講出來的作用有哪些，這是我們判斷是否應該講出來的依據。
比如工資情況。這是許多工人不願意講出來的內容。但是我們應該講出來。讓更多的工人盡可能更準確的判斷自己工資的合理性，這是我們長期關注工資問題，並曝光工資問題的原因所在。
還比如現階段勞動權利的知識，這是多數工人非常願意講出來或者學習到的內容，我們也應該講出來。只是要講出這些知識，我們自身就需要對這些知識內容和知識的運用有足夠深入的認識和足夠豐富的經驗。所以，為工人提供維權諮詢是我們長期的工作，也是我們在最低條件下關注工人狀況的主要途徑。
自2008年以來，受到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影響，中國工人階級在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和就業率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勞動力市場價格其實就是工資，就業率其實就是工人入職工廠的難易程度。工資問題前面說了，這是我們長期關注並曝光的主要內容。而工人入職工廠的難易程度，則是自2008年以來，我們所提供的諮詢服務中，佔比日漸擴大的服務內容。例如，我們是國內最早也可能是唯一向工人群眾跟踪介紹了，2015年3月~7月伯恩光學廠門口，連續出現工人通宵排隊應聘入職情形的工作者。國內可能也只有我們，向工人群眾持續8年，提供信息日平均發送量≥500字維權和求職相關內容的QQ服務。
客觀的講，自2008年以來，中國工人的工資收入絕對值是在增長，而且是幅度較大的增長。以深圳普工為例，2008年普工普遍月工資收入約1500元，2008年上半年最低工資標準僅為760元/月。 2013年普工普遍月工資收入約3500元/月，2013年下半年最低工資標準為1600元/月。
我們暫不考慮物價上漲因素看來，深圳普工5年工資增長幅度超過一倍以上。但是，2013年至2016年的情況是，最低工資標準從1600元/月漲至2030元/月，普工普遍月工資收入約值從3500元/月漲至4000元/月。因此可見，實際收入增長在最近三年是與最低工資標準增長是嚴重不符的。
我們曾長期的向工人群眾介紹，深圳的工資比東莞/惠州，甚至廣州，都要高。並極力建議工人選擇來到深圳工作，同時建議在深圳依法用工（按勞動法）工廠上班的工友，珍惜眼前工作，盡可能穩定現有工作。但是這樣的情形在最近兩三年，開始不再那麼肯定了。因為大量的工人來到深圳，卻找不到按勞動法用工的工廠，部分工人在我們的介紹和建議下來到深圳，卻為找工作的問題焦頭爛額。
2016年的時候，有一位工友打電話來告訴我，他已經離開深圳，回家做農民了。我說他是回家做地主，他極力的辯解說，只有二十多畝地，實在不算什麼，現在就靠一個魚塘在搞養殖，他覺得現在他徹徹底底成了農民，有點苦笑和自嘲的意思。這其實是符合我們工作中的感受。來深圳的工人或許沒有減少，但是離開深圳的工人一定是在增多。因為在我們的工作領域裡，近兩年工人離開深圳的消息，出現的頻率明顯大於以往。甚至還有一個奇葩的現象，深圳著名的“血汗工廠”富士康，在深圳招工，然後將招來的工人送往河南等地。我們就親眼見到富士康人資舉著濟源富士康的牌子，在深圳東站廣場組織數百名帶著行李的青年工人列隊，準備踏上從深圳去河南富士康上班的奇葩征程。
在近幾年的工作中，我們曾就工業機器人的應用，在我們服務的工人群體中徵詢見聞，結果發現，幾乎所有我們能夠想到的行業，都有工人反映車間裡有類似機器人的存在。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華為。但是，關於工業機器人的話題，在工人群眾中，關注力並不大。許多工人認為，這些跟自己沒什麼關係，如果有關，多數認為是應當謀求在未來成為管理/製造/維護機器人的人。大家並沒有太多關心，在機器人大範圍取代工人的時候，多數的工人將何去何從的問題。
是的，絕大部分人，無論工人還是非工人，考慮的都不是一個群體的何去何從，而只是個人的何去何從。因此，基於個體的多樣性和所處環境的隨機性，人們並沒有感覺到已經需要為工業機器人問題擔憂的程度。相反，許多人表現的更多是對新技術應用的科幻般的嚮往。
在這些問題的觀察上，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現狀下的工人缺乏組織性和凝聚力。這點也是我們長期的工運工作經驗中，可以得到印證的。換句話說，伴隨著我們工作的，恰恰正是工人群眾的鬆散常態和火星散亂。
因此，工運中出現的高度組織性和強大凝聚力，變得不那麼容易被外行人所了解，但總有些外行人裝得很內行的樣子談論工人問題。這也是我們工作中，有時會遇到的奇葩現象。類似幾乎所有的內行人對待外行人的態度，我們通常不會做特殊表示。不過我們可以肯定，工運不隨個別人的意志而改變。
隨著到2016年7月，深圳沒有傳來上漲最低工資標準的消息，基本上工資上漲的可能性已接近不可能。同時，中興和華為工廠遷出深圳的消息，也為2016年的深圳勞動力市場添上幾筆濃彩。許多工人表示，深圳已經不是明年打工的理想目的地。但是，不來深圳，又能去哪？這個問題這些年已經很多回答。只是多數回答最後都只剩下一嘆的無奈。
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說不上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壞。但我們在這個領域的工作，確實已走到瓶頸口，不得不徘徊。幸運的是，在回顧時，還是能找到一些聊以自慰的成就。
經過長期的工作積累，我們也不斷發現自己的不足，於是也是長期處在尋求突破或者改變現狀的焦慮當中。為此也曾不惜代價做出過妥協和非常的努力。相對於資本統治工具長足發展的現實，可以說我們的努力實在是成效甚微的。
自2012年以來，我們拒絕支持的工人維權案，日漸增多。直至2015年後，幾乎不再對新增的維權案提供服務。我想，維權不會從工人群眾的生活中消失，但是僅僅通過簡單衝突的方式，解決維權問題，已經不是我們能夠提供服務的內容了。
是的，經過八年的積累，這個時候我們是最強大的，同時也是最弱小的。強大在於八年積累的工人服務經驗，以及對工人階級未來前途的認識。而弱小則是，所謂的我們其實已經幾乎不復存在。
再有，現在我們比以前任何時候的危機感，更強烈。
群眾工作雜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