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红楼主 作者：石秋 原文链接：http://hongga.ga/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882

东莞的工厂数量非常庞大，这点在许多人的认知里，是个模糊概念。因为东莞的工人运动，绝大部分都是工人自主运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且运动效率较高，往往是半个月不到就基本走完一场运动全程。据官方统计，至2017年底，东莞主营业务营收超过2000万的工业企业，有7667家。

深圳的工厂数量实际不比东莞少，但因为工业面积不如东莞，且深圳是改革开放前沿，承担了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的职能，所以工业不是深圳的单一旋律。同时也正因此，深圳的工人，比东莞工人，在视野上，开放性，技术性，和斗争意识等方面，都远高于东莞。据官方统计，至2017年底，深圳主营业务营收超过2000万的工业企业，有7944家。

然后，深圳和东莞紧邻，因此深莞工人相互渗透度，也较高。由此，在这两个地区发生的工人运动，很多时候比较类似。

大约从2012年起，深莞工人开始出现明显的迁徙迹象。从深莞向长三角、福建、湖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迁徙。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虽然没有能力跟进服务，却能够估计到，深莞工运经验必然在迁徙中发生着不为人所知的传播。

2013年，标志着深莞工运最高成就的运动结束，工厂迁徙也迈向高潮。随之，从2015年起，珠三角工业开始缓慢但明显的恢复增长。这里面有个背景因素必须知道，那就是海外市场在萎靡，国内市场在增长，海外扩展在加剧，国内基建在蓬勃。

最近一组数据公布，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2017年为4.3118万家，2018年为4.7456万家。同期，江苏2017年为4.8137万家，2018为4.5675万家，2017年度-2018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全国排名前5的地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其中只有广东是正增长（而且增速高达10%，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其他全部都是负增长。

最近发布虚假内容的自媒体咪蒙团队宣布，微信公众号停更2个月，微博关停。说明了什么？微信公众号是单向传播，封闭互动，有利于骗子生存，而微博是多向传播，开放互动，不利于骗子继续混IP。

换个角度，那些手握资本，网页搞得漂亮，内容更新频繁，高举各种伪劣工宣信息的网站，但却很少能“捕获”到工人群众读者。说明了什么？

毛主席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看到的各种与工人主题相关的文章中，丰富多彩的观点里，有多少其实就真是没有调查也揣紧着发言权的现象呢？

2019年春节，深圳知名工厂德昌电机，要求工人加班加点，春节仅放假1天。2008年我访谈富士康工人，多名工人向我提到，在此之前，曾有过1年365天上班的经历。2009年五菱运动之初，工人试图以有关领导干部腐败为由发起诉讼，后及时扭转方向以不满薪酬为主诉求扩大工人联系，最终实现该公司此后逐步大幅提升工人薪资。2010年南海本田运动，车间工人对我们工作人员说，他们不认识也不知道代表团是哪些人，总之行动的目标是加薪，所以各个车间工人都会积极响应，至于其他的，呵呵。2010年龙岗区某厂1个多月，陆续进行6场运动，工人诉求非常简单，加薪改善福利，6次运动节节高，最终实现高达30%幅度的加薪和劳时合理化调整，全程工人没有提出任何与加薪和改善劳动待遇无关的诉求。也是2010年龙岗，某厂工人抓住关键时刻占领厂区，迫使资方同意补偿历史加班费，和执行法定标准加班费，全程斗争尖锐程度极高，资方反应极为激烈。还是2010年，高埗裕元一厂、三厂，和六厂，分别举行运动，焦点都指向加薪，也都获得了加薪最低100元/月的成果。2011年某原国企工厂，职工围困厂领导三天三夜，最终迫使卖厂计划破产，过程中该厂共产党员发挥了关键作用。2012年深圳富士康工潮，高峰时一个月，劳动仲裁80%案子系富士康工人仲裁申请，归到源头都是要离开富士康的节奏和不再珍惜富士康岗位的情怀，谁能想到，他们并无丝毫感激那些迫使富士康执行三班倒的伪劳权组织。2013年的深圳注定是不平凡的，1起运动工人彻底把工厂抵押拍卖，偿付了工资和工龄补偿金，1起运动工人成功通过工会管道迫使资方加薪1700元，最后1起运动，更是深莞工运近二十年的终极案例。到了2014年高埗裕元运动，3月工人预热组成小组准备清水公园活动，4月5日清水公园活动开启集体谈判，17日车间工人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希望这次行动能再次加薪若干，25日在各Q群里呼吁加薪诉求的工友纷纷被移除群，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被多个群移除，呵呵。

在过去10年间，我们曾接待过不少奔着工运话题而来的访问。每次我都会试探的听听对方，对于工人状况，工运认知，工人权利的表述。这其中有被称为专注此方向的学者，也有来自马列方向理论派引领而来的年轻人，学者本就是学者，我的幻想其实就是幻想，他们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立场，也不可能背离他们现实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利益，向工人阶级立场靠拢，所以最终我也不意外学者对这个方向的兴趣背后的无趣。但是，对于貌似持有马列方向热情的年轻人，可以说是意外吧，也几乎无一个真正显示出对工运有关注有观察有认真态度，呵呵。这其实让我回想起另一个案经验，某个曾经吹牛吹出轰轰烈烈气势的托派小伙，我问他家乡的工人状况，他居然能够堂而皇之回我说，一无所知。连身边的工人状况都一无所知的关注工人权益的托派，啊呀，对，是托派，这才是真的托派。

珠三角其实有许多工人状况的典型现象。2008年以前的富士康，大宿舍，三层高低床，从三层坠落身亡的工人，并不罕见。2012年以前，包括比亚迪在内的深圳大多数工厂，均对自离员工克扣离职前最后一个月工资的处理。比亚迪某部门曾发生一起3000人运动，结果资方管理层迅速调动3000人进行整体顶岗，并将参与运动的3000名工人集体解雇，平息了此次运动。还有曾经某个厂，一年时间陆续发生超过12起运动，某个厂一个月时间陆续发生6起运动，某个厂一周时间陆续发生3起运动……这些运动无一不取得胜利，全都是加薪胜利。这还不够，多样性方面，2012年，上千名在富士康实习的学生工举行了集体维权，成功避免了一次富士康内部人与劳务公司勾结侵吞学生工资的事故。这个过程中，没有罢工，也没有园区外的游行示威……这些都是案例简单的现象，事实上，每一个运动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几个，集体。这里提一下，如果真正发动、组织，和领导过一次工运，那么你就会真正的理解，什么是集体，工人阶级的集体，集体力量。那么你就会理解到，那些从未深入过工运的工运理论家们，是多么的深刻。

从珠三角迁徙到长三角的工人，谈起两地差异的时候，大多数都会提到一点，落后。是的，他们用珠三角的经验对照长三角的时候，就会发现，身边的工友们，对组合运动，缺乏常识和动力，而身边的环境，也缺乏珠三角那种劳权宣传在身边的感觉和触动。其实我并不能很直观和深刻的理解他们所描述的这种差别，但是我确实能够想象到，他们提起的珠三角工业区环境。2008年我在各个工业区走访的时候，在一些工业区看到随处可见的劳动法相关的宣传招贴或指示牌，也挺惊讶。

深莞显然是珠三角最特殊的存在。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试验田，而东莞，被称为“世界工厂”。所以，即使在珠三角，也没有哪个地区比深莞两地更开放，城市束缚力更弱，劳资冲突环境更纯粹。这也是为什么深莞两地工运案例中，我们常常会有个体会，就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力量普遍不强的原因所在。特别提示一点，深莞两地和广州的区别，深莞工运队伍中，广东籍的工人身影较少出现，而广州因为本身是省会的缘故，广东籍工人的影响力相对深莞是明显许多。

在2012年以前，是这样的明显。但到了2012年以后，特别是2014年之后，由于产业转移，深莞工人岗位出现了明显减少，再加上80后学生工的年龄因素，越来越多代表深莞工人斗争实力的工人离开了珠三角，或者回乡创业，或者尝试到长三角和成都/武汉/郑州等地谋求职业生涯更高阶段，又或者……个中深层次原因不一一道来。总之，现象就是，2014年之后，到2018年，整个深莞地区，工运数量和质量均出现断崖式下降（注意，我的观点一定是被质疑的。所以需要在这里特别提一个关键现象，2014年以前珠三角工运诉求多数是要求加薪和改善劳动待遇，属于高标维权，而之后虽然工运数量上的信息似乎也不少，但大部分运动诉求跟资方关厂/搬迁有关，属于底线维权。）。然而不仅如此，事实上整个珠三角在这几年，工运数量和质量均呈现明显的低潮。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富士康为例，四川（成都）、湖北（武汉）、山西（太原）、山东，河南，乃至北京，这些地区富士康的工厂员工人数都在当地堪称大厂，超级大厂。据说，整个河南的富士康员工已超过25万人。即使是最近的迁徙，譬如河源，也承接了不少深莞大厂。

在这些新工业相对落后的地区，我能想象工人和我提及到长三角之后与珠三角对比的，差异。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让我们与工人状况调研有些脱节的时候，产生一点茫然。这里一个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进入了一个怎样的阶段？

我们都知道，在各种扛着关怀工人劳苦的资本力量疯狂攻击富士康连环跳事件之后，富士康被迫邀请了包括国外第三方，和深圳本地各种第三方，进入工业园区，参观富士康，检查富士康，讨论富士康，消费富士康……再然后，富士康响应所谓社会关怀工人劳苦的声音，将两班倒调整为三班倒，而且依法调整社保缴费标准，同步为了缓解因此攀升的用工成本（注意，这里的用工成本增加与工人利益无关，缓解用工成本增加则与工人利益有关），富士康宿舍开始收费，吃饭开始收费，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地建厂节奏开始飙升，这里有个小插曲，成都富士康匆忙进场开工，后来发生了爆炸事故。是的，这一切最终都要工人买单。当富士康被迫执行三班倒之后，此前不愁招工的富士康开始不得不跟劳务派遣公司合作，使用派遣工应对招工困难局面。我们知道，在三班倒之前，富士康普工招工处外面，应聘的工人排队三天三夜，才得以面试机会。然而，高谈富士康跳楼事件的人们，是不肯解释这个现象的。当然，我们也无法在那些手握资本，网页搞得漂亮，内容更新频繁，高举各种伪劣工宣信息的网站上，看到这类现象的关注和解释。

深莞工人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无法从互联网直接得到靠谱数据。但是如果关心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从一些公开信息中，进行推算估计。所以，此问题的结论并无太高技术含量，但却有比较高的推算成本。写这篇文章我没准备去搜集资料专门推算这个问题，也不打算给出个深莞工人在增加或者减少的靠谱结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这其实能够比较可靠反映现实。只是其中有两点前提必须知道，那就是劳务派遣，和工业自动化对工人岗位的影响。

2017年的时候，曾经有组织发布过深圳企业用工数排名，数据来源社保局。在该排名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单个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人数已经超越了比亚迪单个工业园区。但其中数据的真相，我们其实也无从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派遣公司，什么样的派遣方式，什么样的利益输送，什么样的资本背景……还有什么样的劳权保障机制。

有一个片段现象也是值得注意，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的学生工进入市场，开始常见。同时大专及以上毕业生数量显著增长。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型的普工，收入分化加剧，可以预期。再另方面，服务业岗位集聚增加，不少工厂工人向服务业转移，比如快递，外卖，以及物流公司岗位……工人状况太多太多信息需要关注，缺乏关注，更缺少非官方的实务应用。

2007年的时候，东莞曾经有家工厂发生了七千人规模的运动，但随后没多久，这家工厂就没了，如今即使在百度上，也搜索不到该厂的存在。我访谈到曾经该厂的员工，说起当年的运动，仍然激情澎湃，感觉很有力量。在这个时候，工人身上能清晰的感觉到，一种对工人力量的自信和勇敢。2013年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关于集体谈判的国际会议上，听到某个大学老师讲起他蹲点广州的工人村，接触那些“罢工能手”们，从他们的故事里，他发现，中国工人的运动和欧美工运比起来，是不需要申请的，也不需要提前告知的，这让他谈起来显得有些亢奋状态。而事实上，他说到的完全不是秘密现象，反而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从来没有想过有什么稀奇或者不妥的。

在近十多年来数不胜数的工人集体斗争事件中，因为工人没有像通钢运动那样，对运动赋予反对私有化的标签，也没有在运动中强调过对国有资产的归属情怀，所以，即使工人们组织实施了比通钢事件参与人数更大，组织化程度更高，对劳动法落实更有实际推力，对资本剥削政策的影响更强烈的工人运动，也不会成为理论派目光所及的工人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理论派塑造的那个“左翼学生”群体，也就自然而然无论如何努力，也融不进深莞工人运动中。在拼命也融不进去的时候，于是就发生了自嗨类型的激进反应。严格上讲，激进反应最后造成，左翼学生自身承担责任，而理论派则丝毫不承担责任的后果，是意料之中的教训。

这里必须重提一个关键原则：从结果定性过程。排除随机概率，正确的过程，不绝对带来正确的结果，但是错误的结果，必然来自于不正确的过程。因此，对努力融入工运的左翼学生，失败的结果说明了其过程的错误。失败的左翼学生，说明了启发和教育他们的老师们的失败。即使这些人自己都拒绝从失败结果顺逻辑往深入推理，最后能给他们选择的方向，仍然主要有两个，继续在错误的指导下向错误的方向迈起错误的步伐走下去，或者怀疑曾经的老师们，开始严格以毛泽东思想要求自己，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愿望驾凌在群众利益需求之上，不要用少数群众的利益挑战多数群众的权利，不要以“代表工人利益”的“先进分子”角色，做工人群众面前自以为的高贵者，崇高者，实质被工人群众漠视的理想主义者。更不要成为老师们的后继者，端着在大学殿堂里，当着某种“殿堂级人物”。

因为，从中国工人数之不胜的斗争运动中，人们能够轻易分辨出，这里面没有哪位“殿堂级”老师的身影，即使南海本田运动，常凯更多是在蹭南海本田运动的热度，而并未成为这场运动中的要件。所以，有没有这些老师们，并不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运动如何发展和取得怎样的结果。老师们，也就是自嗨者，有时能跟着工人斗争的高潮而高潮，有时完全就两个世界的节奏，嗨得跟工人无关的亢奋。

从2017~2018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增长信号看来，广东工人岗位缩减的势头可能会得到缓解，该地区工人阶级的影响力或应调整评估。这是我想起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变化？或者是波段效应，缩减和增长都有时，又或者是整体形势变化的信号，广东毕竟在现代工业领域起着引领作用。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换句话说是岗位的增加。那么带来一个可能的问题，劳动力成本。早在两年前，我们就多次听到工人反映，东莞工资水平已经有些落后于内地，例如郑州，成都等地。那么企业数量的增加，岗位的增加，工人能增加么？工业自动化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有多大影响？

这里要提一个方向的关注点，深汕特别合作区，以及正在增强承接能力的河源和潮汕地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等。作为国内资本出击海外市场的路径，一带一路其中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分。那么，继续推动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似乎是中央规划？和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外向型区别在于，过去是三来一补，现在则是类似华为、步步高、中兴、传音，和美的，格力之类的国内资本出海。注意，公开信息显示，中国品牌手机已成功占领全球大部分市场，而空调之类家电，中国产量早已雄踞全球头把交椅。特别是空调，一般人可能都无法想象，中国的产量已经占全球产量的75%。这其实是被动和主动的区别，是引进和输出的差异，中国资本发展的两个态势迥异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理解，珠三角现在和未来一个时期，在中国工业的地位和角色。从而联系到，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我们都无法拒绝想象，在未来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分布图里，珠三角的比重或许仍将占据制高点的之一。

如果觉得仅仅这样的关注点还不够联想，那么另一个宏观焦点值得注意，城市化。在目前阶段的中国，城市化规模最大的地区是哪个？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翼都可以作为候选。从常住人口数量来看，珠三角显然远不如长三角，仅仅上海往那一蹲，珠三角就没有哪个城市人口达到上海的规模。但仅仅以常住人口来衡量工人阶级力量，京津翼城市集群人口数无疑是最大的。由此可见，三大城市集群在未来，必然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重要的场景。无论产业如何迁徙，三个城市集群地区，都有着无法替代的优势和发展必要性。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需要考量其他主客观因素对我们判断选择的影响。比如对比发现，华为、中兴、步步高、格力、美的、比亚迪，广汽等，在珠三角，华硕、广达、仁宝、上汽等，在长三角。

显然，珠三角的工运在过去十多年里，出现在社会大众视野里的频率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在珠三角民间的活跃力量，以及地区的开放性，都远较其他地区更强大。换而言之，我们在珠三角基层深耕多年，得以最大程度接触到，比经过媒体加工放大的资讯，更加具体和深刻的信息。由此基础，或者对于我们来说，珠三角工人阶级力量的形成和未来预期，都远高于其他地区。所以，很有些年理论派散布珠三角对标美国底特律的言论，对我们的影响是逆向的。在珠三角如此庞大的产业基础之下，在资本布局如此重要的背景下，在地区产业如此完备的环境下，在如此富有活力的工人阶级群众基础的条件下，在地理和人口因素如此重要的影响下，珠三角会对标底特律？呵呵。

三大城市集群中，珠三角是唯一一个没有直辖市的地区，而且珠三角在近四十年的定位，也是三大城市集群中，唯一一个直接对接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体的地区。注意，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哪个地区的产业环境，对亚非拉和欧美日的影响能超越珠三角地区。由此可见，将珠三角简单的对标底特律，或者是理论派最典型的高瞻远瞩之一吧。

然后或许是因为以上原因，珠三角有着超乎一般想象的丰富案例。这里提示两组例子，一是伟创力，二是格力。与他们对标的是富士康和美的。对相关产业熟悉的应该知道，伟创力是全球电子代工模式的创始企业，曾经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商。后来被依托中国技工和资本环境支持的富士康打败。而格力不用解释，董小姐是它的代言人。那么这两组例子的对比差异是怎样的？伟创力和格力，都曾经发生影响深远持续长久的工潮（注意，这里指的工潮是，许多工人运动事件在一定时期陆续发生，形成潮涌态势的工运之潮）。而富士康和美的，虽然工人斗争事件也从未消失过，但相较而言，更像乖宝宝的样子，几乎从未发生过能称为工潮的阶段事件。

是的，资本剥削活动中的管理模式，对工人集体力量的形成，影响重大。好在，珠三角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本形态，也由此带来丰富的资本管理形态。首先，不同的管理模式吸引到的工人不同，对工人的反剥削活动的影响不同，这就导致，一样年龄段一样学历背景一样家庭背景的外来工，进入伟创力和富士康之后，会发生不一样的反剥削形态。广为人知的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和乏人关注的伟创力工潮，就是这样的背景下的差异（这个话题引申下去太多信息，暂且不表）。

2008年以前，珠三角的学生工主要是高中/中专背景为主，但到了2018年，学生工群体中，大量高中以下，甚至初中以下学历的娃娃工粉墨登场。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和分析，2014年以前的珠三角工运案例，就会发现，学生工的作用在其中，何其强大和关键。那么2014年之后，2018年以后呢？我们有哪些预期？

90后工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这是许多人能够想象到的必然。但是90后工人的组成特点有哪些？目前来看，我们暂时还没有条件做细致的调查和梳理。这显然是很重要的事情。2018年，格力的年终奖至今没有发放，按照此前董小姐的意思，要求大家忍两年，给格力时间。可是，2017年的年终奖，和2018年没有年终奖，落差带来的是什么？是大家的不满和愤怒，这个必然。于是，在一次次问一次次没消息之后，今天2月2日了，格力的年终奖，凉凉了。

是的，无论80后，还是90后，工人们聚焦的都是劳动报酬。这也是大家在现状下，永恒的焦点和噪点。所以，毫无疑问年龄可消沉，文化可消沉，素质可消沉，关乎每个人利益的奋斗，不可能消沉。工人阶级的发展，不随我们打盹而停顿。这在工运进入低潮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放松对工人状况关注的认真态度，不能忽视各种与工人状况有关的动静和现象。在这个背景下，方有可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节奏。比如，在劳务派遣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劳务公司资本开发的各种APP，成为我手机上的常备应用。在这些应用里，首先能够直观的观察到劳务市场的广告工资，其次还能轻易的发现，工人对薪资水平的预期值，以及现状下工人对薪资和工作环境的反应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感同身受的去理解和分析。

也就在今天，在东莞诸多工业区的公交车站台上，我看到“工务圈”的APP巨幅广告。这是寄生在工人劳动上的又一朵奇葩。就好像曾经被媒体夸耀的“农民工司令”一样，其实只是个劳务派遣的资本家，寄生在工人劳动上肥美绽放的奇葩，但却被包装成为工人服务的不明觉厉的好心人。这样的例子说明，在工人阶级没有觉悟的时候，它就是个熟睡着，任人摆布和榨取血肉的庞然大物。以工人阶级之名，就彷如以自由之名发出璀璨的，罪恶。

在这样的现实之中，我们还能有多少幼稚和幻想可以堂而皇之？我们还有多少天真要留给这个谎言包裹着一切的时代？注意注意注意，中国工人阶级的主旋律不是诉苦不是诉苦不是诉苦，而是奋斗奋斗奋斗。像列宁所说，“是平凡的，不显著的，是隐藏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大声喊叫自己的每个成绩的人们做出来的”，伟大而英勇的奋斗。

随着光阴流转，珠三角的农民工越来越少，学生工越来越成为主流，而原城镇职工正在退出历史舞台。2019年从某个意义上讲，可能是充满机会的一年。因为2018年，在深圳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影响深刻的社运教案。在这样的契机下，那些企图将工人带入歧途的力量被极大削弱，基层工会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工人服务，将迎来更有意义的转变。这非常值得期待，这份期待内核深刻而丰富。（2019.2.3）

附言：我的时间总是最宝贵的，所以总是没有办法对写过的文字进行校对和再三斟酌，写过就写过了，有不严谨的地方，错漏的地方，不恰当的地方，令人产生不良反应的地方等等，请相信都不是我有恶意或故意。此文就此暂告段落。欢迎交流，无惧批评，请勿马屁，谢谢。